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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修昔底德提供了三种解释。第一，在公元前435年，偏远小城埃庇丹努斯（今阿尔巴尼亚的都拉斯）身陷内战，向其保护者克基拉求援而不得，最终却得到了克基拉的对手科林斯的帮助，因而激怒了克基拉人。克基拉人派遣一支舰队前往埃庇丹努斯，为与之对抗，科林斯人也派遣自己的船只、军队和定居者前往埃庇丹努斯。之后，双方都向雅典人寻求援助，雅典人和克基拉人达成防御联盟，从而将雅典拖入与科林斯的海战。雅典人围攻了科林斯的殖民地波提狄亚，当时科林斯人正吁求斯巴达人入侵阿提卡，但转而邀请雅典代表和科林斯代表在斯巴达公民大会上为各自的立场辩护。在那之后，相比双方给出的立场和理由，斯巴达公民大会更为害怕的是“雅典势力的增长”（这是修昔底德给出的第二种解释，更为简洁）。于是，在公元前432年，斯巴达公民大会进行投票，宣布开战。24

第一种解释通过烦琐的细节追踪了事件背后的因果关系链。第二种解释证实了诸多事件的发生是有原因的，而不是随机发生的。然而，这两种解释都没有揭示为什么“巴尔干半岛上发生的一些愚蠢行为”25竟会引发一场灾难性的战争，这场战争对希腊造成的毁灭性打击堪比17世纪欧洲的“三十年战争”对欧洲各国的打击，以及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对各参战国的影响。26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修昔底德的第三种解释，即伯里克利所依赖的自认为万无一失的东西实际上并非万无一失。

修昔底德在重现发生在斯巴达的那场辩论时，较为含蓄地提供了这一解释。实际上，这场辩论是对“伯里克利的审判”，起诉人是科林斯人，辩护人是雅典人，法官是斯巴达人（修昔底德笔下唯一给出名字的发言者）。争论的焦点在于，一种独特的文化能够以及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普及。

一开始，科林斯人将雅典长墙的建造归咎于斯巴达人。几十年前，正是因为斯巴达人“后知后觉”，塞米斯托克利斯的诡计才得逞，雅典人就此认为，斯巴达人“看在眼里，但不放在心上”。

你们斯巴达人，在所有希腊人中最为庸惰，在捍卫自身安全方面，你们只是作势要采取行动，却从不将其付诸实践。你们坐等敌人的力量倍增，而没有将其扼杀在摇篮里。尽管世人常说，你们是值得依靠的，但我们担心这言过其实。

相比之下，雅典人“不受国力的限制而敢于冒险，超越判断力的局限而勇往直前”。他们付诸行动的速度是如此之快，“即刻便将所觊觎之物收入囊中”。他们“自己不会停止前进的脚步……更不会给别人以喘息之机”。正因如此，斯巴达人应该通过入侵阿提卡帮助波提狄亚人。否则，“我们便会被逼入绝境，只能加入其他同盟”。27

雅典人则通过回顾希波战争回应科林斯人，尽管“我们已经厌倦了不断提出这个话题”。尽管斯巴达人在温泉关战役中做出了重大的牺牲，“我们的城市（雅典）也已变得面目全非，我们冒着生命危险，为的是一个仅存在于虚无缥缈的希望中的城市，因此，无论是在拯救你们还是在拯救自己的过程中，我们都付出了应有的努力”。至于帝国，“我们并非是通过暴力构建的，而是因为你们不愿将与野蛮人的战争进行到底，还因为盟友依附于我们，并自发地要求我们承担起领导者的职责”。因此，雅典人所做的即使换成其他人也会这么做。考虑到“战争中突发事件的巨大影响”，斯巴达人应该“花时间”考虑自己应该做些什么。“开错了头，先采取行动，等待灾难来临后再来讨论解困之道”28，这种情况太常见了。

斯巴达国王阿希达穆斯支持雅典人的观点。他警告说，战争需要的不仅仅是武器，更需要金钱，特别是发生在陆上强国和海上强国之间的战争。因为“除非我们能够在海上击败他们，或者切断他们海军的补给来源，否则我们将占不到便宜，等待我们的将只有灾难”。外交途径是更明智的做法，但也不排除动武的可能性，假如外交上失利，可以部分占领阿提卡，但不是要将其化为焦土，因为这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科林斯人在抱怨斯巴达人“行动迟缓”时，忽视了一点：匆忙开战可能会使战争迁延日久，甚至可能会将其“作为遗产留给我们的子孙”。29

最后，由斯巴达公民大会做出裁决，而当时斯巴达的监察官之一斯森涅莱达斯掌控了发言权。他通过循环论证，指出雅典人曾在与波斯人作战时表现良好，但之后对待斯巴达人极为恶劣，因此雅典人理应“因由好变坏而受到双重惩罚”。他认为，继续讨论只会造成更大的伤害。“因此，斯巴达人啊，支持战争吧！因为这是维护斯巴达的荣誉所需要的……诸神保佑，让我们向侵略者发起攻击吧！”赞成的声音和反对的声音孰高孰低，难以辨别。但当被要求持不同观点的人分开站时，支持斯森涅莱达斯的人占大多数。这就是修昔底德所说的，“雅典势力的增长，以及因此引发的斯巴达的恐惧，导致战争不可避免”。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