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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马基雅维利下笔写到信仰时，他并非一定意指宗教信仰。他的观点仅仅是说，时移世易，君主们不应在面对新情况时恪守旧承诺。他并未预见新教改革：他于1527年去世，在此之前也没有来得及了解马丁·路德。49然而，半个世纪之后，治国理政已经无法轻易地无视宗教差异。伊丽莎白和腓力二世必须做出抉择，在何种情况遵守信仰与履行王朝统治的义务可兼顾，何种情况下会顾此失彼。

他们在16世纪6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谨慎地着力于划清界限。腓力二世忙着巩固他在西班牙的地位，并从奥斯曼土耳其人那里夺取地中海。伊丽莎白则忙于扩大英格兰在苏格兰的影响力，法国内战导致时任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失去了外部支援。但是，英国和西班牙之间要缓和关系，首先要实现与宗教的切割，而此刻荷兰新教徒日益激烈的骚乱（此事对两位君主来说都具有战略敏感性），正在令这一选择变得越发不可能。

这迫使腓力二世付出昂贵的代价开展军事行动，这一行动不仅威胁到伊丽莎白，也诱惑着她。西班牙若得逞，将令这个毗邻英吉利海峡的天主教超级大国如虎添翼。然而，要实现这一点，没有巨额花费是不可能的，只有美洲的黄金和白银可以支撑这样的野心。伊丽莎白的海军可以在漫长航线上的任一地点阻击西班牙船只，至于是否承认这一行为则全凭其主观意愿，因为距离令通信困难。在离本土更近的地方，伊丽莎白采取了同样狡猾的策略，她将荷兰海盗庇护在英国港口内。因此，腓力二世在北欧的立足点被伊丽莎白打入了一个楔子，就算无关生死，却也为其平添许多苦恼。50

宗教使两国的外交关系更加紧张。伊丽莎白派去西班牙的大使因嘲笑教皇，并且进行新教礼拜而被西班牙宫廷驱逐，伊丽莎白以外交豁免权为由拒绝另派人选。与此同时，腓力二世在伦敦的使者与玛丽·斯图亚特暗中通信，后者被从苏格兰女王任上罢免，逃往英格兰寻求伊丽莎白的保护。1569年，腓力二世本人向玛丽保证，只要她继续坚定尊奉天主教（坊间传闻，她态度已有摇摆），就会得到他的同情和支持。

随着法国人放弃玛丽，腓力二世不再忧心她会与法国结盟。所以他决定重拾10年前暂缓的大业：在英格兰复兴罗马天主教。他一度希望得到伊丽莎白的帮助，甚至想为此而缔结婚约。现在，他已经不再对她抱有希望：“上帝一定是通过允许……她的罪过和不忠，以使她迷失。”因此，很明显，“在完成维护自己国家的神圣信仰这一特殊义务之后，我必将尽一切努力恢复和维护它在英格兰的地位，令其一如当年”51。

为了完成自己的这一计划，腓力二世致力于天主教十字军的更大规模复兴，只不过这次旨在解放坎特伯雷，而不是耶路撒冷。服务国家的奥古斯丁式义务，已演变为服务教会的教皇式义务，只不过服务的方式不再是消灭罗马天主教圣地的异教徒（这是一项失败的事业），而是杀死那些拒绝服从罗马天主教权威的欧洲基督徒。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使英格兰成为罗马天主教的首要目标，1570年，教皇庇护五世将伊丽莎白逐出教会，这实际上是授权天主教徒推翻甚至暗杀伊丽莎白。52

腓力二世派驻荷兰军队的统帅阿尔瓦公爵发现所有这些想法都不切实际“尽管主要途径必然源自上帝的指引，但正如陛下正直且虔诚地揭示的那样，似乎有必要研究，要完成您的心愿需要何等的兵力和资源。”阿尔瓦公爵没有信心发动一场跨海峡的攻击，即使发动攻击也没有信心获胜，即使获胜也不敢确定那些忠于伊丽莎白的天主教徒会背叛她，即使那些天主教徒背叛了伊丽莎白也不敢确定英国人（无论他们的信仰如何）就会接受玛丽作为其新女王。这一系列的变数让阿尔瓦警醒，因为仅仅是平定荷兰这个比英国小得多的国家，就已耗费他不少力气。尽管如此，腓力二世命令他不得游移：“我是如此心系此次（入侵）行动，我深信上帝，我们的救世主，必会将其视为他自己的事业。因此，劝阻我将是徒劳，我不能接受也不愿相信相反的看法。”53

但是，在明确了上帝的义务之后，腓力二世忘记了自己的责任：事无巨细地管理一个“日不落”帝国，往往模糊了他的视野。最后，腓力二世坐视他的这一伟大计划不知所终，这令阿尔瓦感到宽慰，却令教皇庇护五世和他的继任者格里高利十三世震怒。腓力二世最终无非是警示了伊丽莎白，让她意识到自己无法再承担宽容带来的代价。当她刚登基时，可能并不像“血腥”玛丽般令人恐惧，但她现在知道自己必须成为那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