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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复杂的活动,”克劳塞维茨写道,“要以任何程度的精湛水准继续下去,就需要具备智力和气质的适当天赋。如果这两方面出类拔萃,并通过卓越的成就展现出来,则它们的拥有者就被称为‘天才’。”38我对此的理解是,这意味着要不断调整“智力”(设定路径,以适应“气质”),这决定着探索的手段。正如没有政治是纯洁的一样,同样没有什么“大战略”不会受到不可预见的影响。
你何曾看到过不拿长杆的走钢丝者?这是因为它们是稳定器,它们的存在和往前移动的脚步,对到达目的地来说同样至关重要。然而,长杆起作用是通过感觉而非思考:专注于它们会带来跌落的风险。我认为,气质在战略中的作用也是相似的。它不是指南针——智力承担这一功能,但它是一个陀螺仪:一个内心的听觉器官,一如克劳塞维茨所说的“内心的视力”。就像走钢丝时用的长杆一样,气质决定了是跌落还是会安全地走到对面。
当阿尔达班无法克服他的恐惧时,薛西斯一世无法控制他的野心:两者以不同的方式屈服于不节制。伯里克利只是通过一次演说就从宽容转向压迫,雅典人很快就跟上了他的脚步。屋大维通过学会自我控制崛起,安东尼因忘记它而覆灭。奥古斯丁和马基雅维利为后世留下了软的一手和硬的一手,腓力二世和伊丽莎白一世借鉴之,从而塑造了不同的新世界。拿破仑因未能将愿望和能力匹配而失去了他的帝国;林肯则相反,他拯救了他的国家。建设者威尔逊让他那一代人失望,罗斯福变着戏法超越了他那一代人的期望。借用里根关于寻找小马驹的故事,39可以说,这里的某个地方肯定藏着一个模式。
也许它就藏身于菲利普·泰洛克的建议中,即通过结合伯林笔下动物的习惯,我们才作为一个物种幸存下来:狐狸更容易适应快速的变迁,但刺猬在稳定的时代里能茁壮成长。40这使菲茨杰拉德的“一流智慧”延伸到在行为和思想上都保有对立观念。这又回到泰洛克视“良好判断”为“平衡行为”的观点,需要“重新思考核心假定”,同时“保留我们既有的世界观”。41或者,简单来说,将常识应用于所有的高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