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美好希望

内战期间的一个晚上，醒来的乔治娜·塞西尔发现她的丈夫正站在二楼打开的窗前，一脸焦虑地睡着了。他似乎在等待敌人的到来，“可能是联邦士兵或者革命反叛头目”。奇怪的是，这里是英国，而这位梦游者是罗伯特·塔尔博特·加斯科因-塞西尔勋爵，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宠信顾问伯利勋爵的后代。作为第三位索尔兹伯里侯爵，这个塞西尔将三次担任首相，继续为他的女王维多利亚服务。他的妻子回忆说，侯爵从未遭受“如此极端的抑郁和紧张的痛苦”。

索尔兹伯里的传记作者安德鲁·罗伯茨解释道，是美国让他感到恐惧。他从未到过美国，也不支持奴隶制，但是他深深地蔑视民主，并因此同情分裂分子，倾向于南方邦联，将林肯的暗杀看作反抗的最终合法之举。最重要的是，他担心联邦采用大量军事手段寻求意识形态目的的做法会让拿破仑式的野心在欧洲复苏。1903年这位侯爵去世，尽管当时还没有阴云密布，但他还是预料到了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坦克、杀戮之地和大轰炸。“如果我们干涉的话，”他在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年谈及美国内战，“将美国的力量削弱到可控地步是有可能的，但是这样的机会失不再来。”1

美国人在侯爵在世的大部分时间内都采取拿破仑式的行动。即使黑奴解放运动受到削弱，这个急于愈合战争创伤的国家还是将林肯上收的权力返还给了各州，解散了世界一流的军队，开始专注于人口增长、发展和开拓一个横跨大陆的共和国，等到1867年苏厄德从俄国购买了后来的阿拉斯加州，这个国家更是变得膨胀起来。2国家安全已经无须疑虑，历史学家罗伯特·卡根写道，美国现在“太大、太富有，人口太多，即便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不敢动侵略的念头”。3

梦游的索尔兹伯里侯爵也因此感到震惊，这将把与美国有着漫长边界线且设防不足的英属加拿大置于何地？他不能无限期地指望美国能够自我约束。作为战略家的侯爵知悉掠夺和引诱的差别，前者是强国对弱国的作为，后者是少年对父母的伎俩。忍受后者则可预防前者。1888年时任外交大臣的他总结说：“若华盛顿有一个完全反对英国的政府，则是我们最应谦卑之时。”4

1895年，格罗弗·克利夫兰的国务卿理查德·奥尔尼在介入委内瑞拉和英属圭亚那之间一场持久的边界纠纷时大肆援引门罗主义，这让作为首相的侯爵也觉得过分。“整个欧洲都是君主制，”侯爵多余地宣布，“但美国在走另一条道路——每个人都有不可剥夺的自治权……今天的美国实际上享有这片大陆的主权。”5尽管目标飘忽（南方邦联的权利？委内瑞拉的地理位置？），但奥尔尼的“20英寸^[1]10口径大炮”（克利夫兰为之沾沾自喜）让侯爵遇到了麻烦。

5年前，德国年轻的皇帝威廉二世遣走了传奇般的宰相俾斯麦。这位宰相通过发动战争统一了国家，又通过平衡各方怒气维持了和平局面。6威廉二世缺乏这样的手腕。在委内瑞拉危机升级时，侯爵警告称：“他正在完全失去理智。”7当时侯爵在尽力安抚美国人，而这位皇帝在庆贺南非布尔人挫败了一次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由英国授意的突袭。一时间，整个世界好像有一把带着拿破仑式浮夸和美国内战后就已失去军事工业潜质的手枪在近处随机开火。8

两头被咬之时，侯爵选择在一方投降。“不存在所谓的固定政策，”他说，“因为政策和所有其他有机物一样一直处于变化中。”9所以，他和他的继任者开始有条不紊地单方面清除所有可能导致和美国发生摩擦的风险源。他们在委内瑞拉事件上让步（美国便立马失去兴趣并同意仲裁结果），随后放弃了更为重要的美西战争（英国保持中立），并且在菲律宾问题（侯爵支持美国而非德国的吞并）、将来的巴拿马运河问题（英国放弃了在这一区域的长期持有权）和阿拉斯加边界问题（加拿大被牺牲）上持续退让。10这并不是绥靖11，而更像是润滑：正如一个多世纪后的戈尔巴乔夫一样，侯爵只是在清除敌人的敌人。12

作为一名认真学习历史的学生13，他应该知道乔治·坎宁在1826年的言论，当时他称已经“召唤新世界来矫正旧世界的平衡”。14自吹自擂不是侯爵的风格，但他确实应给予自己更多的赞赏，而他的祖先想必也会同意这一观点：在1897年庆祝女王登基60年的贺词中，侯爵机智地说出了下面的话。

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感受到肇始于其他土地的另一个国家的民主脉动。在不受任何阻挠和干扰的情况下，这个国家会繁荣发展，而在不知不觉之中，权力的中心已经斗转星移，其肩负的责任也在发生变化。15

南方邦联的败北以及后续北美各方力量的失衡，仍让这位梦游者悔恨不已。这位战略家从未忘记“我们只是鱼”并且“无法单独修复内陆的暴政”。16所以，大不列颠开始学着和一个独拥一片大陆的民主体制和平相处。侯爵不论内心多么矛盾，都必须感谢林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