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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深入研究林肯的现代传记作者总结道，“不知为什么，他在意志坚定的同时不任性妄为，在公平正直的同时不自以为是，充满道德感而不说教”，林肯具有“美国公众生活史上无可比拟的心理成熟度”。110简而言之，就是他能够驾驭对立，而不是被对立驾驭。在“缺失”教育的情况下，他是如何获得如此卓越的成就的？在我看来，答案在于林肯能够对规模、空间和时间进行不同寻常的掌控，并从中获取常识。111

规模设定了经验累积的范围。假如在进化中混乱的边缘会增强适应性，假如在历史中适应性会加强韧性，假如在个体中韧性比僵化更能容纳未知，那么边缘的逐步扩张自然能够更好地让领导者应对意外情况，让他们优于无适应能力的休克者与权力及傲慢的世袭者。

对比林肯和约翰·昆西·亚当斯的人生，我们便能看到这种差别。远大的前程激励、催促并困扰着亚当斯，让他在关键时刻失去常识。被他人过分高估，自己又进一步自我加压，让目标总是遥不可及，最终只有靠自退一步获得晚年的满足。林肯则不同，除了自己设定的目标，没有任何的远大前程可以诱惑他。他从底层做起，慢慢向上，直到准备好时才冲击顶峰。雄心壮志与机遇一同扩展，但他又同时将两者控制在自己手中。他寻求的是被低估。

空间是愿景和现实的交汇之地。林肯和亚当斯都看到西进运动中的自由力量，但是他们又惧怕这种力量所蕴含的危险。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的第十篇中说，一个能实现利益均衡的共和国可以成为帝国。当然，他所说的利益是多重的、地域性的，甚至是褊狭的。开国元勋的后代们不得不平衡的一项利益就是是否将奴隶制扩张到新的疆域，到最后国家的团结与否也仰仗于此。韧性一旦变得僵化，对某些人来说，任何选择都有不可承受的代价。112降职和死亡让亚当斯免于做出选择，而林肯却似乎对选择摆出了欢迎的姿态。

因此，林肯在战争中使用空间来恢复联邦。他无视正统理论，钻研地图，计算各种生产量。这些同那些新技术一起体现出北方在外线作战的能力。电报、铁路和工业制造的军火可以与新思想结合，让军队更具机动性，更具集中打击能力。林肯唯一需要的是能够打仗的将军和消灭南方邦联的最佳时机。之后，这个国家就能按照开国元勋的构思控制整个大陆。

最后是时间。林肯让时间站在自己一边，他知道如何等待、何时行动，以及向何处寻求保证。在承担责任前他趋向于不可知论，但随着责任越来越大，他的信念也在以非常规的方式不断增强。113用林肯的话说，这是一个人和他的“创造者”之间的对话。林肯曾经询问一些信仰坚定的牧师，如果上帝已经将自己的意愿展露给他们，为什么“不直接展露给我”呢？114

林肯越发相信上帝按照事件的进程而非通过神圣的启示行事。林肯对内阁说，麦克莱伦将军在安提塔姆战役中的胜利是奴隶解放的信号。115但是，他仍在担心战争的拖延。他在日记中写道，双方都“宣称按照上帝的意愿行事”，但是“一方肯定有错，也可能双方都是错的。上帝不可能同时支持并反对同一件事”。很快，他意识到了自己的不敬，因为上帝比其天使更远高于世俗的逻辑。“可能上帝的目的不同于任何一方的目的”，或许“上帝安排了这次战争，并命令其暂不可结束”。116

1865年3月4日，林肯在第二次就职演讲中对全世界说，如果上帝希望战争持续，“直至250年来利用奴隶的无偿劳动所积聚的财富全部散尽，直至奴隶在皮鞭下流淌的每一滴血都用刀剑下的血来偿还，那么，如同3000年前《圣经》中所说的，‘我们仍要称颂上帝的判决是公允合理的’”。117他深知这不是上帝的意愿：多亏上帝，多亏林肯，多亏那些骁勇善战的将军，战争将在5周内结束。118那么，到底是谁掌控着一切？我敢肯定，林肯可能会回答我们不必知道。

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的最后几页写道，时间、空间和规模的相互依存同时反映着选择和必要性：即使无情的法律宣称不可能，代理制的假象仍让我们相信自由意志。林肯从未读过这本书，也从未读过《战争论》等其他众多书籍，但是，正如他凭直觉感受到了克劳塞维茨一样，他也有可能预见到托尔斯泰的思想。因为林肯发现或者他觉得自己发现了上帝的旨意于历史进程中的呈现。这很接近托尔斯泰了，在后者最伟大的小说中，历史反映着我们人类无法发现的法则。托尔斯泰在小说完成后不久就出现了信仰危机，并将世俗现象归因于神的疏忽。在这一方面，他远远超越了林肯。119

林肯在1864年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我没有控制住事件，我要坦白承认，是事件控制了我。”120这段话可能会让写《战争与和平》的托尔斯泰得到满足。或许我们也应当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