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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将实用主义和原则、理性和热情、尊重国家历史和展望世界未来合二为一，这让道格拉斯倍感不安。这位参议员只愿区分差异，不愿探索两极。林肯恰恰相反，他从对立中获取力量，而这可能也是因为他自己就是许多矛盾的结合体。这些对立让他变得更强，35不论是从体力上、智力上还是道德上，而这些都是他的对手所没有的。在与林肯的辩论中，道格拉斯不可避免地丧失了政治信誉，而他们的每次对阵无不终于这个瘦高个的声名远扬和小巨人的衰落。到1858年，作为新的反奴隶制的共和党候选人，林肯开始向道格拉斯的议员位置发起冲击，而小巨人的再次失算为林肯铺平了道路。

林肯提醒6月提名他的州代表大会，《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的“公开目标”和“自信承诺”一直在于终结“奴隶制混乱”。然而，在过去的4年里，事情的走向截然相反。36支持奴隶制的居民涌向堪萨斯，于几个自由州之间建立起了非常“不人民”（unpopular）的主权。这把全美的民主党和辉格党分为南北两部分，为共和党创造了机遇。1857年美国最高法院通过的裁决则进一步扩大了分歧：在斯科特诉桑福德案中，法院判决国会无权对任何新疆域的奴隶制实施监管。美国最高法院还画蛇添足地补充说，《独立宣言》在宣称“人人生而平等”时，并未将不论是奴隶还是自由人的“非洲人”包含在内。37道格拉斯的计划失败了，他对此中的任何部分都未曾预见。

在1858年，林肯对伊利诺伊州的共和党人说：“如果我们首先明确了自己在哪里，要去哪里，我们就能更好地判定该做什么以及如何做。”38做到这一点需要指南针，但道格拉斯一意孤行。39他回望太多，以至无法看清自己的踪迹，并因此频繁掉入前方的陷阱，深陷泥潭。林肯也有自己的谋划，毕竟他是一名政客，但是他的指南针符合亘古不变的原则，例如“不和之家难以长存”。40

随后，“这个政府无法长久存在于半奴隶半自由的状态下”变成林肯的新指南针。开国元勋允许暂时的对立，尽管这个对立长于所期，但是奴隶制终归需要走向没落。道格拉斯则希望奴隶制处于支配地位，就如伯克所指，他争论到最后时早已遗忘了这个国家的初衷。不同的道路之间没有妥协。“我不希望联邦解散，”林肯强调，“我不希望房屋倒塌，但是我真心希望它结束分裂。”

绝不可有骑墙的结果。要么是奴隶制的反对者制止其继续扩张，最终将其完全消灭，要么是奴隶制的拥护者将其推广到更远的地方，直至其在所有州都转为合法——不论新旧，无论南北。41

1858年林肯和道格拉斯之间的7次辩论以其长度、内容和雄辩的技巧让人难以忘怀，42但也有些如履薄冰：联邦非此即彼的瓦解可能性毕竟过于敏感，因此谁都不愿语焉甚详。

于是，林肯将重心放在了展现美国最高法院的“人民主权”之虚弱上：现在，所谓的人民主权，不过是用“一只饿死的鸽子的影子”熬成的汤。他问道格拉斯，一个地区的居民到底有没有合法拒绝奴隶制的方法？陷入绝境的法官则不得不承认，他们只能通过保护奴隶主及其财产做到这一点，因为这是《逃奴追缉法案》所授予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佯装惊讶的大个子此时猛然反扑：他的对手难道也成了废奴主义者了吗？43

道格拉斯的回答没让任何人满意，包括他自己，但是伊利诺伊州立法机构的民主党大部分席位为道格拉斯投了票，保住了他议员的位子。44外界则认为林肯获得了辩论胜利，这也让他声名远扬。尽管尚未取得领先位置，但林肯已经开始在1860年共和党总统的提名中崭露头角。

林肯所展示出来的是一种道德标准的政治实用性。我所指的是一个能够塑造利益和行动的外部参照标准，而非如道格拉斯那样的只能反映利益和行动的内部参考系。林肯的道德不是来自信仰，也不是来自形式伦理学，更不是来自法律——尽管法律必须以务实的态度追求正义。相反，它来自经验，为自我教育所拓宽，受益于雄辩中所展现的逻辑。道格拉斯法官的非道德则不仅仅是错的，还违背了常识的最基本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