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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3月俄国革命开始之时，列宁已经流亡到苏黎世，因此未能参与其中，但这是革命的错，不是他的错。因为列宁的专长是把出乎意料之事变为预先确定之情。72他对事物的确定性来自马克思。马克思称资本主义生来就带着自我毁灭的种子：资本家发起、参与并且一定会获胜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对这一结论的证明。意外来自俄国，因为马克思和后来的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革命不会在这里发生。只有列宁在这种反常中看到了机遇。他后来解释说：

只要我们还未赢得整个世界，只要我们在经济和军事上弱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其他国家，我们就必须知道如何利用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如果不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谨守这个规则，我们早就被吊死在灯柱上了。73

列宁没被吊死在灯柱上，他在德国人的护送下乘坐自己的火车回到了刚改名为彼得格勒的圣彼得堡。他从那里出发，如愿推翻了临时政府，并让俄国退出了战争。他在路上也早已预测，“对德国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来说，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革命，比克伦斯基和米留科夫领导下的临时政府更加危险”。74

列宁比马克思更为清楚的是，资本家对眼前利益的痴迷会让他们无法关注更为遥远的目标。正如林肯可能说过的那样（至少在斯皮尔伯格的电影中75），资本家把注意力都放在了罗盘上，结果陷入沼泽、掉落悬崖。同样，英国、美国、法国对俄国不得退出战争的强迫，不仅让俄国的新领导人声名扫地，也为列宁开辟了他的革命之路。资本家也不会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不然的话，为什么美国会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阻挠德国消灭新的苏维埃国家，拯救布尔什维克党人呢？

1921—1922年苏联陷入饥荒之时，同样的事情再次上演：美国的大资本家赫伯特·胡佛承认他主导的国际赈灾工作强化了布尔什维克的统治。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本意是稳固苏联的革命，但当美国企业家看到吊人胃口的优惠时，他们就迫不及待地蜂拥而入。“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更适合帮助苏联，”1924年斯大林在列宁过世后总结道，“假如美国人愿意合作，美国无与伦比的技术和苏联的需求及巨量人口，将为美国人带来丰厚的利润。”76

双方在很大规模上延续着合作。在斯大林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从美国引进了整座整座的厂房以及相应的批量生产技术——福特本人就是这方面的带头者。截至20世纪20年代末，美国对苏联的出口量远超其他国家，苏联人即将成为美国农业和工业装备最大的海外买家。77让斯大林不解的是，哈定和柯立芝政府坚持威尔逊的政策，不予苏联外交承认，除此之外，他们还一本正经地警示国际共产主义的颠覆危险。物质利益并不总是决定资本家的行为。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此时的美国已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大，它的工业产出超过了英国、德国、法国、苏联、意大利、日本的总和，但是美国宪法所明文规定的对权力的不信任，让领导人根本无法运用这些权力——至少在和平时期是如此。列宁可能会把此看作另一种民主的失败，因为没有独裁就没有无产阶级或其他人的先锋队。如同在肯定这一点一样，大部分美国人在当时觉得并不需要任何种类的外交政策。78

然而，世界不会无限期地允许他们享受这种奢侈。美国潜在的力量已经在以不可预期的方式塑造各种事件。79其中之一便是德国人古老野心与新生怨恨于某一陌生之地的杂交。不同于列宁，阿道夫·希特勒在战壕中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他确信英国海军和美国陆军的结合是犹太人的阴谋，并更加确信这个结合给德国带来了失败。希特勒确信美国会再次从北美出发，排挤所有的对手，他将美国在后威尔逊时代的欧洲退出看作德国获取未来竞争、生存和胜利所需空间与资源的最后机会。历史学家亚当·图泽说希特勒相信“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问题不是会否发生战争，而是何时发生”。80

1923年，慕尼黑啤酒馆里的希特勒还是个业余暴徒，如果他能持续如此，这一切都无关紧要。在简短的关押后，希特勒在魏玛共和国日益紧张的民主统治下稳固崛起。1929年10月纽约股市崩盘，美国和其他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陷入灾难性的萧条，德国的问题也变得更为尖锐。此时胡佛执政还不到一年，和其他众多民主国家的领导者一样，他也毫无头绪，不知所措。81

“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已经破产，极不稳定。”1933年1月7日，在报告第一个五年计划成就时，斯大林向苏联共产党发出如上判断。资本主义“已成明日黄花，且注定要让位于另一个更高级别的苏维埃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后者“不仅无惧危机，而且能够克服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的难题”。82三周后，希特勒以合乎德国宪法的手段成为德国总理，随后便开始着手解除这部宪法。五周后，罗斯福在1932年竞选中击溃胡佛，宣誓就任美国总统。林肯高大身影投下的影子笼罩着他们，因为他们现在将前所未有地检验他最为伟大的自由和强权可以共存的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