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公元前429年，伯里克利死于瘟疫，留下雅典处于他亲手打造的风口浪尖上。一边是他希望推而广之的具有独特性的民主，另一边则是在此之前一直控制着世界的常见的野蛮行径。倘若处在一个没有疾病、恐惧、矛盾、野心和欺骗的时代，伯里克利的继承者可能会平衡这些对立面。但是，修昔底德不这么认为，“只要人类的本性保持不变”，则结果并不会有什么不同。42他笔下的历史紧接着追溯了雅典人的文化从非凡堕入寻常的过程。对此最佳的表征是相隔12年的两个场景，两者都关涉船桨。

公元前428年，位于小亚细亚海岸附近的莱斯沃斯岛上的居民拒绝再与雅典结盟，并向斯巴达寻求支持。雅典人担心其他同盟国效仿这一行为，便封锁了莱斯沃斯岛的主要港口米蒂利尼，并派遣一支军队阻遏该城邦。斯巴达人承诺提供援助，但像往常一样口惠而实不至。第二年夏天，米蒂利尼人投降了。为了防止其他地方的人再叛变，当时雅典最具权势的人物克里昂提出要屠杀米蒂利尼城里的所有男人，并把妇女和儿童卖为奴隶：“如果他们反叛还有理，则无异于承认你的统治失道。”雅典公民大会通过了他的提议，派出一艘三层桨座战船，带着这些指令开赴米蒂利尼。

但那时，雅典公民大会上有人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克里昂的竞争对手狄奥多托斯指出，雅典帝国理应是一个“自由共同体”。如果有压迫，当然会有反抗。“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都不应该将其处死，因为让他们活着对我们有利。”雅典公民大会再次表决，狄奥多托斯勉强占了上风。于是，第二艘三层桨座战船被派去追赶前一艘，以撤回之前的指令——这需要第二艘战船的桨手分外卖力。

修昔底德写道，第一艘战船的桨手肩负“如此可怕的使命”，并不急于到达。第二艘战船的桨手的任务则是防止这一可怕的事件发生，因而要分秒必争。带着分配给他们的特殊份额的葡萄酒和大麦饼，桨手们出发了。他们吃饭的时候也不忘划桨，轮班休息，一刻也不敢耽搁。他们用创纪录的时间穿越了爱琴海，当他们到达米蒂利尼时，那里的雅典占领者刚刚接到第一艘战船带来的指令。幸运的是，那些人还没来得及执行该指令，所以大屠杀并没有发生。修昔底德轻描淡写地说，米蒂利尼曾经面临的危险“着实不小”。43

公元前416年，雅典人派遣军队前往伯罗奔尼撒半岛附近的米洛斯岛，该岛长期以来一直是斯巴达的殖民地，但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保持了中立。米洛斯人被告知，他们现在应该服从于雅典，不是因为他们有权这样做（只有与雅典人平起平坐的人才能谈权利），而是因为“强者可以为所欲为，弱者只能逆来顺受”。

米洛斯人对这一要求感到震惊（修昔底德的现代读者依然对此感到惊讶），他们提醒雅典人，雅典曾经有公正待人的美誉，如果现在玷污了这一美誉，那可能会影响“世人对雅典的看法”。雅典人答称，他们甘冒这一风险，且令米洛斯臣服是为了米洛斯人的利益着想。

米洛斯人：那么，请问，我们服从于你们，或者说由你们统治我们，这对双方怎么会是互有好处？

雅典人：对你们来说，主动屈服可使你们免于遭受最大的痛苦，而对我们来说，无须费力摧毁你们便是获益。

米洛斯人问道，没有第三种选择吗？我们继续保持中立会有什么危害？作为“海上霸主”的雅典人回应说，他们需要的是所有岛屿都臣服于他们，而不是与他们建立友谊。以行动迟缓著称的斯巴达人不会及时拯救那些岛屿。

米洛斯人不愿放弃自己的独立地位，坚信雅典人所言并非世界本来的运行规则，因此拒绝屈服。雅典人随即增兵，斯巴达人果真连影子都没见着。公元前415年，米洛斯人被迫投降。雅典人这次没有三思而行，也没有派出第二艘三层桨座战船撤回指令。根据修昔底德的记录，他们“将所有抓获的成年男子通通处死，并将妇女和儿童卖为奴隶，紧接着派出500名殖民者将这块地方据为己有”44。

灵魂确实是神秘莫测的东西，修昔底德对其不如希罗多德那般严肃。尽管如此，从修昔底德所写的历史中仍然可以看出，伯里克利的灵魂深深影响了雅典人对待米蒂利尼人和米洛斯人的行径。年轻的伯里克利会为第二艘战船上的桨手们急速穿越爱琴海而欢呼振奋：他们竭尽全力，试图实现人道主义目标，这应是普遍性民主的内涵所在。但是，上了年纪的伯里克利，因为害怕做出让步，可能会对雅典人针对米洛斯人采取的非人道主义行径赞赏有加。正如修昔底德冷峻的目光所观察到的，战争“改变了大多数人的性格，使人的性格与其时运相匹配”45。最伟大的雅典人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