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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林的总括式文字使他从牛津大学的狭隘谈话中崛起，闯入了一个宽广的空间——正进行一场全面战争的广阔的共和国，他如猎鹰般的视野和口若悬河的口才促成了这一飞跃。“谁会想得到，”他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我会热衷于美国政治？”也许美国就是更大规模的牛津大学：在两者中，制度的含义都要轻于个人关系，“其模式……当然，总是令我着迷”。无论如何解释，伯林记忆中在华盛顿的岁月都是“最后的绿洲……在那之后，青年时代就此逝去，平凡的生活揭开幕布”。17

“他终于在1945年9月到达莫斯科，这次行程获得了外交部的批准：外交部希望，如伯林告诉朋友们的，他发回“确凿无疑”的报告。这将“长久指导英国的政策”。18但他发现自己无法像在美国那样发挥作用。秘密警察到处对他盯梢，限制他的行动，监视他和谁谈了话，有时甚至突然现身，刺探他的想法。他熟练掌握俄语这一事实，只是强化了他们的疑虑。19

当时的伯林有生以来第一次三缄其口。他能理解人们在说什么，但不敢和他们说话，因为害怕让他们陷入困境。亲戚们也只能偷偷告诉他在过去10年的清洗和战争中承受过什么。本应作为当代俄罗斯文化化身的诗人、剧作家、艺术家、电影制作人和小说家，就像刚从鲸肚子里爬出来的约拿：面色苍白、神情疲惫，如同行尸走肉一般。20原本无罪的耳语，已成一种致命的武器。活着本身就已经赚到了。

沉默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可以预见的是，对一个很少沉默的人来说）对伯林的影响至少和在美国感受到的嘈杂一样强烈。许久没有听到关于安娜·阿赫玛托娃的消息了，于是在11月的一个下午，他信步来到列宁格勒的一家书店，捧起一本她的诗集，然后随意地问她是否还健在。有人告诉他，她不仅活着，而且就住在附近：想和她见面吗？他当然想，所以打了一个电话，受到了她的邀请，他们彻夜长谈，直到第二天早上。21他将记住这段他生命中最重要的经历。22

阿赫玛托娃在西方被看作革命前的诗人，自1925年以来一直未被允许出版过重要著作。她的第一任丈夫在列宁时代被处决，她的第二任丈夫和他们的儿子在古拉格度过许多年月，她能在列宁格勒被围攻时幸存下来，只是因为斯大林不想让她饿死。现在则由于斯大林下令进行疏散，她得以独自一人住在一间没有楼梯的公寓的单人房间里，认为她还有机会崭露头角，简直是毫无理性的判断。

伯林发现她蔑视一切，外表和行动都“像一个悲剧女王”。她承认，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她除了伯林外只见过一个外国人。伯林比她年轻20岁，勉力地满足她的好奇心，并设法避免透露他并未读过她的诗。在彼此眼中，对方都来自一个遥不可及的世界：他来自欧洲，而她与欧洲的联系已被切断；她来自苏联，而他小时候不得不离开苏联。多年后回忆，他认为自己当时的听闻“超越了任何人用口语对我所描述的任何事情”。23她在一首诗中写下了关于他的诗句，流传到未来。

他不会成为我心爱的丈夫，

但我们所取得的成就，我和他，

将会在20世纪留下印迹。24

关于那个晚上，马基雅维利可能会说，他们正在描绘草图：对于那些他们无暇获知的事情，至少探寻到它们的轮廓。克劳塞维茨可能会从中注意到“瞥视”——用“心灵的眼睛”来获取通常需要长时间反思才可触及的真理。只有托尔斯泰才能描写出诸多生命围绕一个点运转的情境：就像在塔鲁季诺发现的真实而非想象出来的野兔。

对阿赫玛托娃来说，那一晚确定了另一个遭到孤立的命运，房间里那个谁也看不见的角色就是斯大林本人，他的耳目令其无所不知。对伯林来说，那晚的经历颠覆了他以前看待即将到来的冷战的道德平等视角：两个大国在做大国们一直在做的事情。美国和苏联不同，他现在已经能看清了，这种分歧不仅在于地理位置、历史、文化和实力，而且若批判性地看待，两者的社会生态都是不同的：一个在嘈杂声中茁壮成长，另一个消除一切杂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