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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角度来说，他们都认为美国将发挥重要作用。到1914年，美国的制造产出已经超过英国和德国的总和。其钢产量几乎是德国的两倍，而德国又是英国、法国、俄国三国总和的两倍。美国的技术创新无可匹敌，食物盈余养活了欧洲的大部分人口，贸易顺差让它赢得了世界上1/3的黄金储备。虽然海军规模仍无法和英国、德国比拟，但是在欧洲开战的当月，美国人开通了巴拿马运河，大大缩减了所有人于世界两大洋之间的通行时间。正如保罗·肯尼迪所言，美国已经成为一个强权，但仍旧不是强权体系的一部分。36

美国于19世纪40年代获取并在60年代后继续得到维系的大陆霸权，让美国人无须在新世纪伊始承担更多的责任。外部威胁既不清晰也不紧迫，菲律宾殖民地带来的麻烦也多于价值。外交政策也只是做做样子没有实质，1899—1900年在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便是如此。尽管军队规模还不及保加利亚或塞尔维亚，但美国照样可以缔造和平：在西奥多·罗斯福的调停下，《朴茨茅斯条约》（新罕布什尔州）结束了1905年的日俄战争。37所有这一切让美国人远离了1914年于欧洲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然而，美国与战争的关联要比他们预期的更多。1815—1914年的100年里欧洲并无大战，而《门罗宣言》和坎宁的父权主张提出后的90年恰好处于其间。美国则卷入了此前的七年战争、法国大革命战争和拿破仑发起的战争，其具体名称分别为1754—1763年的法国印第安人战争、1798—1800年的美法准战争和1812—1915年与英国的战争。1917—1918年、1941—1945年，美国再次参与海外战争。冷战从未演变为热战，但仍是美国历时最长的海外干预事件。这可能也是冷战不同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未被重命名的原因。

如同无法注意海洋变化的鱼一样，1823—1914年的美国人虽然并无觉察，但也并未过分置身于强权系统之外——没有林肯和苏厄德那样资质的人很难看到这一点。38这个系统是这样的：从伊丽莎白时期开始，英国就将其文化远播至欧洲以外的世界。39这样一来，对抗带有潜在敌意的欧洲人，担心克罗所称的以刀剑为基础的“系统”“地域扩张”，便成为一种必需。当这种系统性的扩张真切发生时，这些越洋的英国后裔也不禁警醒：假如失去了世界上最强大海军的庇护，他们将身在何处？不论美国人如何嘲讽自己年老的父母，他们也无法拒绝自己所继承的语言、制度、宗教、事业和安全，无法切断深入DNA（脱氧核糖核酸）的关联。所以，当英国做出自己的“大陆承诺”时，不论结果好坏，这也是对他们这些海外后裔做出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