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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黑人解放宣言》的历史描述中，艾伦·C.圭尔佐指出，是“纵观全局的天赋”让林肯“迅速看清全局，并几乎马上就知道该如何行事”。圭尔佐没有引用克劳塞维茨的术语，但他确实以托尔斯泰可能都会嫉妒的精确方式展现出对语言的精通。

这是一种讽刺而非悲剧性的态度，于其中，对成本的计算非常重要，但不是决定性的，也非随意为之。它更喜欢循序渐进而非一步到位的解决方案……然而，不同于单纯的中庸，它是一种有目的的运动，并拒绝被专注过程的思维麻痹，当然它也明白并不存在可以轻易实现的目标……也不会忘记将整个过程合理化。

林肯在成本上精打细算，他不像拿破仑在俄国那样放手任之，也不像格兰特将军的前任那样恐惧到无所作为。他凭借积累的经验而非专业教学中的教条行事。他尊重过程（用法律术语来说，就是讲求程序正当性），但是也知晓在事态紧急时拘泥于程序的风险。从战争开始到奴隶解放，他始终全身心投入联邦事务，但也不乏对时机的精准掌握：在灵活表态与巧妙坚持原则方面，没有人能出林肯之右。林肯完全抓住了克劳塞维茨的悖论：“战争中的每件事都很简单，但最简单的事也是难事。”72

在战争前半部分，待在林肯身边最久的指挥官是乔治·麦克莱伦将军。这位将军只看到了悖论的后半部分，并将其奉为圭臬。这位自诩“青年拿破仑”的将军（即使拍照也会摆出拿破仑的姿势）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却没对其加以充分利用。历史学家詹姆斯·麦克弗森写道：“他永远是差不多，但从未真正做好行动的准备。”73这让林肯同时多点进攻的战略受到阻挠。总统一度怒火中烧，说“如果麦克莱伦将军不想指挥军队的话”，他“可以借来用用”，74但林肯知道自己不能以此手法治理国家，所以一边试用各类头脑僵化的将领，一边开始寻求赢得战争的其他方法。方法之一就是他最终成了一名废奴主义者。75

过早如此可能会导致战争失败，但是林肯看到，战争对抗正在改变目标，而这意味着实现目标的政策也要改变。总统禁止指挥官释放奴隶囚犯，但不反对让他们从事为军队提供补给的劳动。既然之前就有武装黑奴的做法，加上很多黑奴也很想参军，那么将他们招入军队也说得过去。这一举措让北方人手得以扩充，却让南方坐立不安，令其总在担心黑奴的反叛。一旦曾经的黑奴为联邦而战，北方人也就没有支持蓄奴的理由：尽管总统还未发出政令，但现实正在让黑奴获得解放。76

林肯对此了然于胸，也没有试图阻止，他只是谨慎地保持距离，直到1862年8月才公开向激进的废奴主义者格瑞莱保证。

在此斗争中我的首要目标是拯救联邦，而不是解除或摧毁奴隶制。如果能拯救联邦而无法解放任何奴隶，我会去做；如果通过解放所有奴隶就能拯救联邦，我会去做；如果解放一部分奴隶而保留另一部分才能拯救联邦，我也会去做……当我认为自己所做的事情阻碍了这一目标时，我会少做；当我认为多做一些事能够帮助实现这一目标时，我会多做。我会修正那些明显出现的错误，而一旦新观点得以证实，我也会及时接纳之。

林肯说，对所有选项留有选择余地是他的“官方”职责所在，但他“不想改变自己一直表达的个人期望，即所有人，不论在哪里都是自由人”。那林肯真正说的是什么？“他在为重要的一步做准备，”林肯的传记作者理查德·卡瓦丁说，“但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77

但是，林肯已经找到让他的愿望成为职责的方法：他宣称废除奴隶制是军事的必然要求。他在7月时对苏厄德和韦尔斯平静地说，这是“拯救国家的绝对必需”。他提议，不以国会的《充公法案》行事，而是以宪法赋予他作为“总指挥官”的“战争权力”行事。没人知道这些权力是什么，但是亚当斯20年前在众议院已宣称这些权力包含“命令奴隶全部得到解放”。内战爆发不久，亚当斯的想法就如幽灵般在林肯脑海中萦绕，但是这位有着纵观全局天赋的总统不同于亚当斯。所以，他一直在等待合适的时机。78

9月17日，当麦克莱伦将军在安提塔姆取得一场具有象征性意义的军事胜利之时，林肯等待的时机到来了。实际上，这场大战和博罗季诺战役一样，是一场血腥的平局，但事实上麦克莱伦的主动出击和李将军的撤退（令林肯气恼的是，对方竟然毫发无伤）让这场战役的结局变成一场心理上的胜利。5天后，不再绝望而是充满力量的总统宣布：

从1863年1月1日起，任何一州或州内指定地区的人仍把他人作为奴隶，将被视为背叛联邦政府，所有被当作奴隶的人从即日起将会获得永久自由。79

林肯绝口未提那些忠于联邦的蓄奴州中的奴隶：若未与他们开战，林肯就不会向他们宣示战争的权力。80当然，他也知道他无须如此：联邦的流血牺牲越多，黑奴的解放就会越发正义和合法。在这层含义下，宣言就是林肯的塔鲁季诺：大笔一挥，便使北方抓住了先机，而南方即便没有像拿破仑那样撤逃俄国，也从此刻起陷入被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