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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公元前479—前478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之前约45年。修昔底德在此采用了倒叙的手法，这在他的历史作品中并不常见。一场是历史上伟大的战争，另一场则是迟钝的斯巴达人与诡计迭出的雅典人之间发生的几乎可笑的冲突，修昔底德想让我们看到两者之间的联系（尽管这一联系并不是特别紧密）：小事可能会产生重大影响。一切并非已成定局。然而，要取得向前的进展，必须谨慎行事，因为雅典与斯巴达的关系各个方面来看都具有多重意义。

就拿修建长墙这件事情来说：是防御性行为还是进攻性行为？雅典人修建长墙的目的是确保其长墙内的“岛屿”的安全，他们将以此为基地，通过发展贸易和打造强大的海军，从而控制希腊周围的海域，甚至更为辽阔的区域。斯巴达人认为没有围墙反而更安全，这是因为他们一直以来拥有希腊最为强大的军队，如果没有围墙，这种情况会继续维持下去。然而，这一点正是雅典人从一开始就认为他们需要修建长墙的原因。这里的分野从此再明确不过了。

斯巴达人和雅典人的行为都是战略性的，因为他们都在试图协调目标与能力。双方都寻求安全，但路径不同，谁也不能同时成为老虎和鲨鱼。从理论上来说，双方合作可以保护他们免受来自海洋和陆地的所有危险。然而，合作需要彼此间加深信任，而这种品质是所有希腊人的性格中最缺乏的。

在成功骗过了斯巴达人之后，塞米斯托克利斯以胜利者的姿态回到了雅典，就如同当年萨拉米斯海战之后凯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不受雅典民众欢迎。到了公元前470年，雅典公民大会（其对领导者的成就有多高的赞扬，对领导者本身就有多深的恐惧）对塞米斯托克利斯实施了陶片放逐^[3]，禁止他踏足雅典城邦。这个足智多谋、曾为雅典出谋划策使其战胜波斯的人，在适当的时候叛变到了波斯一方，并且花费余生为其服务。因此，不久之后惨遭暗杀的薛西斯一世，虽然以悲剧收尾，终究也算是报得一箭之仇。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