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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里克利“不再是以前的那个人了”，普鲁塔克说，“他不像以前那样对待民众温柔、亲切，更在意民众的喜乐，顺从民众的愿望，他如同舵手随风转变了方向。”修昔底德同样感受到他的这种变化：伯里克利“在所有事情上都与斯巴达人对着干……不断敦促雅典人开战”37。为何会发生这样的改变呢？

也许只是因为伯里克利老了：上了年纪的人往往很难保持灵活性。也许，如同伯里克利的传记作者暗示的，公元前5世纪30年代后期积累的危机加剧了他的情绪，使他变得越来越不愿意妥协。38也许还有一种解释，与其导致的结果有关，正如普鲁塔克所使用的那个比喻：“掌舵”。

一种方法是找到你可以顺随的潮流。确定目的地后，你便可以扬起风帆，激励桨手挥桨，根据风和水流的方向做出调整，避开浅滩和礁石，准备好面对意外，高效地使用有限的能量。有些事情你可以把控，但有些事情则要顺势而为。你会寻求平衡，但永远不会忘记寻求平衡的目的，那就是从你目前所在的地方到达你想去的地方。你既是一只狐狸又是一只刺猬，即使是在水面上。这就是年轻的伯里克利：博学多识且目标明确。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伯里克利开始试图把控其他因素：风、水流、桨手、礁石、人民、人民的敌人，甚至财富。他开始认为，这些天时、地利、人和因素都能任其摆布。因此，他可以依赖错综复杂的因果链：如果可以实现A，那么不仅是B，而且C、D和E都可以实现。无论计划多么复杂，都会按部就班地推进。年老的伯里克利仍然担任着雅典的掌舵者。然而，现在的他化身为一只刺猬，试图驱策狐狸，这可是一项截然不同且更加困难的事业。

这一区分澄清了修昔底德一直试图告诉我们的事情：雅典势力的增长所带来的恐惧，导致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毕竟，增长有两种方式。一种增长是潜移默化进行的，有足够的时间做出调整以适应环境，也使环境得以适应一切新变化。这就如同种植作物，熟练的种植者可以塑造这一过程，对他们来说，种植就如同普鲁塔克笔下的舵手在掌舵，能够同时掌控不同的事情，但是，没有哪个种植者可以声称其能够预期（更不用说掌控）在播种和收获之间可能发生什么事情。

另一种增长无视大势。它是内在导向的，因而外在不易察觉。它拒绝按部就班地进行种植，而是按照自己的想法设定方向、步伐和目的。它预期未来不会遇到任何障碍，也不愿做出任何妥协。它就像不受控制的捕食者，像无法根除的杂草，像恶性肿瘤，肆意发展，不受控制，直到为时已晚。它渐次消耗着周围的环境，直至最终将自己耗尽。39

最初，伯里克利顺势而为——采用说服战略。然而，当并非所有人都能被说服时，他开始逆势而为——凭借对抗战略。无论使用哪种战略，他都对现状提出了挑战：以后的希腊将与过去挥别。但是，相比伯里克利带领雅典人发起的对抗性行动，耐心说服的过程更接近于种植和掌舵的过程。这体现了尊重客观约束条件和否认客观约束条件之间的区别，而这正是两种战略最根本的区别。

也许伯里克利别无选择。一旦说服战略失败，对抗战略似乎变成了坚持其既定方向的唯一方法。那么，为什么他非得这样做呢？为什么他不像后来的林肯那样，调整路线以避开沼泽、沙漠和峡谷？与林肯一样，伯里克利视野远阔，着眼未来。他甚至给后世留下了不朽的纪念物，以向后世的人们传递信息。但他并没有留下一个正常运转的国家，直到2000多年之后，民主才再次受到大众尊崇。对一名掌舵者而言，这并非远见卓识，而是将船只驶向礁石，而等待救援的过程遥遥无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