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这些开国元勋毕生都在寻求建设一个大陆共和帝国。汉密尔顿是其中最坚定地反对奴隶制的人，尽管如此，他也逐渐意识到，只有联邦不断扩大，才有机会“成为欧洲各国在美洲的仲裁者，才能按照我们的利益诉求，在世界的部分地区制衡欧洲的竞争”。麦迪逊展示了如何通过平衡内部利益，实现外部扩张。73杰斐逊就任美国总统后，从法国人手中廉价收购路易斯安那州，联邦的范围再次扩大一倍，这笔横财也让他平息了对汉密尔顿近乎病态的仇恨。74“一丝不苟地遵守成文法而导致国家迷失，”他后来辩解道（无论汉密尔顿去了天堂还是地狱，他一定笑了，哪怕只是浅浅一笑），“就是失去法律本身……这就是为了手段，荒谬地牺牲了目标。”75

1811年，44岁的约翰·昆西·亚当斯告诉母亲，势必在两种局面中做选择：一方面，“众多微小的宗族、部落，为了一块石头或一个池塘，因为欧洲统治者和压迫者的玩笑或谎言，相互战争不休”；另一方面，“一个与北美大陆同样辽阔的国家，注定成为有史以来人口最稠密、实力最强大的契约社会”。76这又转回到他父亲约翰·亚当斯在1776年希望烟花响遍美洲大陆两端的期待。

1817年，亚当斯成为詹姆斯·门罗的国务卿后，开始致力于实现这一目标，并且要超越这一目标，这主要是以牺牲西班牙的利益为代价。腓力二世的帝国版图从北美中部一直延伸到麦哲伦海峡，但是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的崛起令这些地方如美利坚合众国一样独立思想蔓延。77亚当斯像鲨鱼一样敏锐地利用了这个弱点。他以佛罗里达州为开端，在那里，他抢先派出安德鲁·杰克逊发动军事攻击。虽然对杰克逊的此次行动是否获得授权存在争议，但美方的先发制人变成了最后通牒：西班牙必须确保该领土的边界安全，否则“就割让一个省给美国……而这块土地实际上已被遗弃，美国或文明或野蛮的敌人随时可以进入，而且这块土地对他们来说无甚用处”。78

1821年，西班牙人放弃了佛罗里达州，以换取美国一个申明，得克萨斯州（不过，它很快就会成为墨西哥了）被排除在美国领土之外，并同意西班牙殖民地将剩下的北部边界设为北纬42度线。这条线一直画到了太平洋，尽管此时美国人在北纬42度线以北地区并没有任何明确的所有权。这是在治国方略上一次傲慢的展现，79两年后，亚当斯再次超越了自己。

1823年12月，门罗总统向国会发表国情咨文。80英国外交大臣乔治·坎宁悄悄提议与美国合作，防止俄国、普鲁士、奥地利，以及拿破仑时代后的法国在“新世界”恢复西班牙统治的任何努力，目前西班牙几乎已经失守。坎宁想到的是英国的商业利益，尽管英国海军不需要外界帮助就能保障其商业利益，但与美国合作可能会平息1812年英美战争和1814年英国人焚烧华盛顿留下的怨恨。81但是，亚当斯通过巧妙的调整，看到了一个发表革命宣言的机会。

在此情况下，为后世所铭记的伟大的“门罗主义”诞生：“美洲大陆，已经处在自由和独立中，并将继续维持，欧洲任何列强不得把美洲大陆业已独立的国家当作将来的殖民对象。”这只是空摆姿态？考虑到当时的能力，这是肯定的，但这正是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中发出的呼声：为了“共同的利益”部署“国家的自然力量和资源”，以阻止“欧洲的各种戒备，避免对我们的增长形成抑制”。简而言之，美国要“成为欧洲各国在美洲的仲裁者”。82

然而，如果麦迪逊没有在《联邦党人文集》中阐述如何首先抑制美国人自己的戒备，可能外界不会有这样的兴趣。这就是1820年《密苏里妥协案》的目的，而颇令人不安的是，该妥协案同样将新州划分为未来的自由州和蓄奴州。亚当斯一直坚信，宪法“在自由和奴隶制之间讨价还价”是“道德和政治上的邪恶……这与我们革命所依赖的原则是不一致的”，但同时我们也知道，正是这种讨价还价确保了联邦，使之免于内战。结果是必然的，那就是：

从这整片大陆上消灭奴隶制；尽管整个过程必然是灾难性的和凄凉的，但它最终是光荣的，以至上帝要审判我，我不敢说这不合时宜。

但是，正如年轻的奥古斯丁可能会说的，现在还不是时候。改变信仰、解放奴隶，以及上帝本身，都需要等待。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