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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31年春，斯巴达人入侵阿提卡，雅典人为了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按照计划撤离他们的庄园，涌进长墙内，眼看着烽烟再度从地平线上燃起。然而，此时雅典人的心情已不同于半个世纪之前。当时，塞米斯托克利斯命令人们撤离雅典，不久之后便传来了萨拉米斯海战胜利的消息。而现在，雅典人看不到任何胜利的迹象。伯里克利在葬礼上的演说起到了抚慰作用，却未能提振士气。公元前430年，斯巴达人带着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盟友卷土重来。

那个夏天，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袭击了雅典，至于这场瘟疫的根源，至今仍是个未解之谜。但毫无疑问，修建长墙的“岛屿”战略使瘟疫的危害得到放大。正如伯里克利吹嘘的那样，雅典人将其城邦向世界开放，但他们也将其与周围的环境隔离开来。这使长墙成为一张温床，整个帝国的细菌在阿提卡各处寻得宿主，这在无意之中形成了一种世界主义，但也带来了致命的后果。修昔底德不知何故幸免于难，他回忆说，连那些啃噬过未被埋葬的尸体的狗和秃鹰都丧命了。雅典人先是财产被损毁，现在肉身也难保全，于是他们“开始把矛头指向伯里克利，视其为战争的始作俑者和他们所有不幸的根源”40。

伯里克利一开始拒绝召集公民大会，但后来直面公民大会。伯里克利坚称，他唯一的错误就是低估了这个城邦的决心，因为“面对神之手必须顺从，而面对敌人则应报以果决”。从长墙外逃来的难民应该颂扬保护他们的海军以及供养他们的帝国：“你们可能会认为失去自己的土地和房屋是巨大的损失，但实际上这些东西……与巨大的财富相比根本不值一提。”

不可否认，“说得再明白一些”，要得到荣华富贵就需要实施“暴政”。要掌控整个帝国“也许是错误的，但要放手则危殆”。帝国的属邦现在对他们的主人心生怨恨，如果有选择的话，他们会欢迎其他人来担任领袖。然而，被怨恨是“所有渴望成为统治者的人的宿命”。如果是“为了实现至高的目标”而招致怨恨，那将是“转瞬即逝的”，因为只有“现在的辉煌和未来的荣耀永远不会被遗忘”41。伯里克利再次诉诸未来以期望拯救自己，然而他和他的城邦都等不了那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