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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其他人类活动会像战争一样如此持续或普遍地受制于机会。”他在《战争论》中写道。战争是个“矛盾的三角”,由促使士兵们甘冒生命危险参战的热诚、指挥官的技巧和引发战争那一系列政治目的的连贯性这三者构成,但三者中只有最后一者是完全由理性驱动的,另两者则出现在感性的模糊地带,在那里“常见的衡量标准似乎都不适用”。60因此,真正被需要的是一种“能够调和此三者之间平衡的理论,就像悬浮在三个磁极之间的物体”。61

但是,任何做过磁铁实验的人(克劳塞维茨本人一定也做过)都会知道两个磁极和三个磁极的区别。一个钟摆可以自由地在两个磁极之间来回摇摆,就如同在秩序和混乱之间来回摇摆一样,而第三个磁极的加入却会让这种本来很规律的摇摆变得充满随机性。用数学的语言来说,就是把线性变成了非线性。62克劳塞维茨的磁极理论迫使我们发问:理论到底怎样才能调和彼此之间都不平衡的行为,让它们变得平衡呢?

克劳塞维茨没有给明确的答复。他将理论置于可以存在例外的规则范畴内,而非没有例外的法律范畴内。他将理论视作矫正特殊情况的手段:理论是对过去经验的浓缩,但尽可能不要用它来解释未来。他依靠理论进行训练,而不用它来指导未知情况下的行动。他相信洞察力胜过量化归因:任何对战争的量化,“在现实的挑战面前都不堪一击”。他不信任新手指挥官,因为他们没有经过理论训练,所以会缺乏判断力。他们必须“像航船的指南针一样工作”,而“无论实际的海上状况多么模糊未知”,指南针都需要通过预先调设好的参数才能反映“哪怕最微小的变化”。63

模糊未知则是源于情报的具体情况(如果有的话),只有“在场目击的人知道”。64就像在三个磁极之间钟摆的移动方向难以预测那样,凯南在第一次探索偏远西伯利亚的时候也无从预测那里的极光、暴雪和地震。65对克劳塞维茨来说,战争的“3/4被迷雾笼罩着”,需要有“敏感而富有辨别力的判断和训练有素的智慧才能嗅出真相”。这真相不可能用理论家生搬硬套出的理论来解释,因为这些理论家往往为他们自己的视野所限制。

托尔斯泰再次完成了克劳塞维茨的论证。他补充说:这种简化的表述就像要去给教堂的墙壁糊上石膏的瓦匠,“他们在工头不在的时间里过于热情地把窗户、圣像画和脚手架都糊满了石膏”,还为此颇为自得,因为“在这些瓦匠看来,教堂里的一切都变得又平又滑了”。66托尔斯泰是小说家里最不像瓦匠的那一位,同样地,克劳塞维茨是军事理论家中最不像瓦匠的那一位:他们不关心自己面对的问题是不是又平又滑,而是在混乱的边缘寻找不平滑的部分。67其实,这才是(或者至少看起来是)最有机会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