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书中最令人难忘的场景发生在1502年的一个清晨，在席塞那的广场上，罗马涅地区州长雷米罗·德·奥科的尸体被发现断为两截，中间插着一把血淋淋的刀子和一块木头。“场景如此残忍，”马基雅维利回忆说，“让人们既感到大快人心，同时又目瞪口呆。”恺撒·博尔吉亚任命雷米罗为罗马涅地区州长，指示其平定这个难以控制的领地。雷米罗照做了，但手段很是野蛮，以至永远无法赢得人民的忠诚。所以博尔吉亚不仅解雇了这名下属，还将其肢解，并陈尸于街肆，由此达到震慑的目的：以杀死一人为代价，换来其他人得救，因为如果再有反抗活动的话，那些人就会丧命。马基雅维利对博尔吉亚的行径总结道：“我不知道该如何去责怪他。”47

人们会很轻易地认为奥古斯丁会反对这种行径，但这种想法肯定是错误的：如果父母都不曾惩罚孩子，他说道，“我们长大后都会变得让人难以忍受”。48这种“仁慈的苛刻”是为了寻求更伟大的善：这种行为可能是暴力的（对于雷米罗来说确实如此），暴力惩罚孩子也可能显得过于苛刻，但这种惩罚并不是也不应该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奥古斯丁和马基雅维利的这一原则反映了一个常识：如果你必须使用暴力，千万不要破坏你想要保护的东西。49

因此，在博尔吉亚将一个人肢解并陈尸街头的举动中，存在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相称性问题，这个观点出现在《君主论》的其他地方。马基雅维利赞扬那些将暴力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的统治者，例如摩西、居鲁士、罗慕路斯和忒修斯，但他鄙视西西里岛的阿加索克利斯，因为这个人非常喜欢暴力，以至将暴力本身当作目的：“人们不会将杀害自己的公民，背叛朋友，没有信仰，没有怜悯，摒弃宗教等行为称赞为美德；这些做法可以助一个人打造一个帝国，却无法助其获得荣耀。”50

奥古斯丁提醒我们，“更高的荣耀”是“视战争为一个词语，而不是用剑杀人”。但马基雅维利指出，这种可能性是多么罕见，因为“一个想要在各个方面都以善自持者，必然会在众多恶人之间走向毁灭”。恶人确实无处不在，这就是为什么善良的人可能不得不通过流血的方式来寻求和平。然而，更大的特权是避免“其他人必须制造的灾难”。马基雅维利赞同这一观点，但指出君主很少有这种特权，如果一个君主希望继续执政，就必须“学会不行善”，并且能“根据需求”51在行善与不行善之间熟练切换。当将这一原则适用于一个衰落的国家时，奥古斯丁慨叹。当将其适用于人时，马基雅维利简化而言，“无须担心，继续前进”。

这个圣人和这个罪人都将相称性视为一种途径。对于奥古斯丁来说，无论统治者可能已堕落到多深的罪孽之中，这都是指引他们从凡人之城回到上帝之城的路径。马基雅维利并不会想象出“从未被人看到或无人知晓其存在”52的共同体，但他确实寻求“能力”，即在必要情况下能够完成必需的事情，而不是处处受摆布。在这一点上，他的思想最具原创性，也是最勇敢的。

正如马基雅维利的作品最优秀的翻译者哈维·曼斯菲尔德所说的：“一个人的审慎告诉他，必须为自己谋取什么，或者必须屈服于什么，这和正义本身一样合理，因为人如果无法保全自己，就无法在任何意义上承担正义。”53马基雅维利这位谨慎的佛罗伦萨人可能会出于对文学的欣赏而喜欢查尔斯·狄更斯的《双城记》。但是，他可能会觉得小说里西德尼·卡顿的结局太过草率，这位英雄在结尾处如此勇敢地在编织声中走向自我毁灭。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