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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塞维茨和托尔斯泰对理论与实践二者都保持尊敬，并没有陷入其中任何一者。似乎在他们的思考中，抽象概念和特殊实例是相互促进的，但也从没有为二者预设过孰轻孰重的比例。每种情况都需要进行平衡，而这种平衡由判断力推导，由经验中产生。技能通过过去学习，并为未来而训练。
理论将历史的复杂性简化到能够教学的水平。这种简化不是托尔斯泰提到的那种“瓦匠式简化”——这种方法论在寻求可预测性的同时把每个特例都像糊墙一般一以概之了。理论相对于过去的作用，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言“洞察力”相对于现在的作用一样：它从无穷无尽的变量中吸取经验。它根据你已知的信息简略而快速地告诉你下一步的决策——无论在教室里还是在战场上，你都没有无限的时间来分析。理论服务于实践，并且在实践修正理论的同时（也就是实践好好教训了闭耳塞听的理论家之后），理论也将回馈实践，防止人们跌下悬崖、陷入沼泽，或者向莫斯科进军。
艺术家在素描时会先看看景物，再看手底下的素描板，不断重复这个过程，直到图像渐渐被绘制出来。这整个过程是再创造，而不是简单地复制被素描的景物。景物和素描板引领着艺术家的双手，但没有两个艺术家会画出一模一样的景物来。复制和再创造构成了一种相互依赖又相互区别的互惠关系，若失去了这种互惠关系，那么在现实的忠实性和艺术的表现力之间就没有平衡可言了。70
这种战略速写有个现代术语的名字叫作“净评估”71，意思是重现环境中各个可能决定结果的元素，但绝不只是罗列它们。一份优秀的净评估将包括三类元素。首先是“已知”：地理、地形、气候、我方能力、我方追寻的目标。其次是“可能”：对手的目标、盟友是否可靠、文化约束、己方国家忍受逆境的能力。最后则是潜藏在前两个元素交集中的“未知”元素。
正如克劳塞维茨的磁极理论一样，净评估的结构也是三角形的，虽然有两种理解方式：当你努力去平衡“已知”“可能”“未知”时，你也在时间、空间和规模三者之间试图寻找平衡。“在战争和生活中，”克劳塞维茨解释说，“构成一个整体的所有部分之间都互相连接，并依靠连接来产生影响，因而无论这种影响多么微小，都会影响到每个部分……并且在某种意义上操纵和更改最终的结果。”72这种说法也预言了托尔斯泰之后的微积分思想。
这种预言并非是克劳塞维茨真的能预知未来，而是因为他和托尔斯泰都曾在过去直面过战场。73他们在战场上知道了目标可能是无限的，但目标绝不可能变成手段，后者恰恰是有限的。这就是为什么战争必须服务于政策——克劳塞维茨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而托尔斯泰则暗示了这一点。当政策开始服务于战争时，就反映出一位身居高位的刺猬型人才（就像薛西斯一世和拿破仑）已经爱上了战争，将战争本身变成了战争的目的。他们只有在自己流干最后一滴血时才会停下来，因此他们攻势的最高潮，即是自己打败自己。
过分扩张战场是一种对己方的削弱，其目标和手段都很令人困惑，并且它还会让敌人得到发挥杠杆效应的机会：用小规模行动撬动大的战果。如果不曲解德尔斐神谕，塞米斯托克利斯不可能打赢萨拉米斯海战。伊丽莎白一世对她手下海军将领判断的天气情况给予了充分的信任，而库图佐夫在博罗季诺战役后也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因为他确信即使俄国人什么都不做，拿破仑视而不见的那些“已知”元素（比如地理、地形和气候）就足以把法国人赶出去了，国界就会成为敌人迫不及待想要折返而回的“金桥”。74
库图佐夫所言的“金桥”可以被看作大战略的黄金标准。因为如果目标需要与手头可用的手段相称，那么偿付能力和道德（也即实用性和原则）就将要求实现目标时尽可能减少物资和人员耗损。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中写道：“投入的手段必须与它所带来的损失相称。”75无论克劳塞维茨和托尔斯泰花费在著书上的时间成本多么惊人，他们都认为自己著作带来的回报是与之相称的。《战争论》和《战争与和平》这两部作品在史诗般的长度里不断与对方对垒，这也构成了一种充满了共鸣的对矛盾76的理解。
理论对实践，训练对即兴创作，事先计划对摩擦损耗，武力手段对政策目标，细查对速写，专业化对泛化，行动对不作为，胜利对失败，爱对恨，生对死，高高在上地指挥对脚踏实地地观察，但艺术与科学之间是不存在“对抗”的。综上所述，考虑到他们在看待战略时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广度、想象力与坦诚程度，把克劳塞维茨和托尔斯泰一并放入最伟大的战略家之列并不为过。
【注释】
[1]迈克尔·霍华德爵士，英国军事史学家。——译者注
[2]尼曼河，东欧河流，曾是德意志与斯拉夫地区的分界线。——译者注
[3]费边战术，一种拖延迂回的战术，不急于达到目的，用时间拖垮敌人，以避免陷入消耗战。——译者注
[4]费边·马克西姆斯，古罗马将军和政治家。——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