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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定居者同时生活在若干个混沌边缘：他们面对一片巨大但是可通航的海洋，他们所生活的这片大陆，南部被西班牙占领，西部和北部被法国占领；在他们的故乡英国，伊丽莎白那些愚蠢的继任者在国内制造了混乱。伊丽莎白手腕极高，会用迷惑、恐吓、哄骗、顺从或无视等方式，避免与议会产生直接冲突。12然而，斯图亚特王朝的首位君主就不顾一切地投入自己无法取得胜利的战斗中。他们还模糊了已故女王对人们的信仰和行为的区分，而此时的欧洲即将陷入由宗教引发的30年战争之中，英国统治者的行为无疑是在玩火。1642年，英格兰爆发了内战，个中缘由直到现在历史学家也没搞清楚。137年后，查理一世被送上了断头台。

国内的暴力冲突成为人们移民的理由之一，与此同时，人们获得承诺，在美洲他们会拥有更多商业机会，不同的宗教信仰都会被尊重，监管也会更加宽松。严峻的国内形势以及奥利弗·克伦威尔统治下共和制试验的失败，使英国别无选择，只能允许殖民地成为“马赛克式社区”。等到1660年查理二世轻松“复辟”之时，大西洋两岸的异质性早已确立。14

查理二世“懒惰、漫长而淫荡”15的统治于1685年终结，他脾气倔强的弟弟詹姆斯二世接任英国国王，而詹姆斯二世在其任期内继承了他哥哥的最后一种品性。作为一个坚定的天主教徒，詹姆斯二世开始使英格兰回归罗马天主教，并且对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创造的中央集权模式进行了“现代化”改造，随后殖民地也纷纷效仿。16但是，三年后，由于詹姆斯二世的儿子诞生使得天主教可能在英国延续，奥兰治亲王威廉（即詹姆斯二世的女儿玛丽的荷兰丈夫，夫妻二人均为新教徒）跨越英吉利海峡，对英国发动了自1066年（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英格兰）以来最成功的一次入侵。詹姆斯二世的皇位被推翻，威廉和玛丽取而代之，英属美洲殖民地再一次成为弃儿。对于生活在那儿的英国移民者来说，1688年的“光荣革命”确保了持续发展的过程抵制未来任何倒行逆施的行为。

英国著名思想家约翰·洛克认为，1688年的“光荣使命”给后人留下的教训便是：“最高权力，即立法权，只能有一个，其余一切权力都必须处于从属地位”，但是，“人民仍然拥有废除或修改立法的最高权力”。17这种原则看上去是自相矛盾的——既然是至高无上的权力，又如何分配呢？但正如现代历史学家罗伯特·图姆斯所指出的，这一矛盾恰恰奠定了英格兰在后斯图亚特时期的政治文化基础。

对乌托邦思想和狂热者持怀疑态度；相信常识和经验；尊重传统；倾向于逐渐改变；认为“妥协”是胜利，而不是背叛。这些皆源于皇家绝对主义和神圣共和主义的失败：这些失败所付出的代价极高，但富有成效。18

这些思想散发着伊丽莎白式“气势”（马基雅维利所用的词），尽管女王陛下不会欢迎“宪政”君主制。然而，她会看到平衡对立面的好处：她每天都练习这种艺术。倘若知道她的继任者努力去调和对立面，她肯定会认为这种行为是危险且愚蠢的。她懂得“政治园艺”：只要允许品种多样化，不要太过仔细地检查根茎，植物就能很好地生长。因此，她很可能会赞成埃德蒙·伯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