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以赛亚·伯林在富兰克林·罗斯福去世10年后写道，这位总统是“一个英俊、迷人、快乐、非常聪明、非常讨喜、非常无畏的人”。他的批评家则说他有很多弱点。他们说他“无知、寡廉鲜耻、不负责任”，并且“背叛了他的阶级”。他的身边围绕着“冒险家、狡猾的投机分子和阴谋家”，他“以无情的方式对待生活和事业”。他做出了“相互矛盾的允诺，谋取私利，厚颜无耻”。他利用自己“令人无法抵抗的十足公众魅力”弥补自己的不负责任。“所有的这些都有人提及，且其中有些不乏客观公允”，但是罗斯福有“罕见而鼓舞人心的补偿性特质”。

他慷慨正直，有宽阔的政治视野和丰富的想象力，他对所生活的时代以及20世纪各种强大新生力量的发展方向有着深刻的理解——从科技到种族，从帝国主义到反帝国主义；他热爱生命和运动，支持以最大可能实现人类最多的需求，却不喜欢小心翼翼、紧缩开支和无所作为。最重要的是，他是真正的无所畏惧。

正因如此，他有着自己国家或其他国家领导人都不常见的“对未来的毫无畏惧”。

威尔逊在巴黎、伦敦和罗马迎接自己战后胜利之时，也曾短暂地传递过这样的信息：“它消失得太快，只留下一种可怕的幻灭感。”他是那种拥有“明亮且连贯梦想”的领袖，因为“既不懂人也不懂事”，所以能够“忽略大量发生在他以外的事情”。柔弱和优柔寡断的人可以因追随这样的人而获得“解脱、和平和力量”，因为“对他们来说，所有的问题都很清晰，他们的世界完全由原色构成，大部分非黑即白；他们只盯住自己的目标，从不左顾右盼”。当然，“希特勒这种可怕的邪恶分子”也属于此类。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罗斯福则配备了“最为细致的知觉，能够传递给他们……事物、情感以及人类活动不断变化的轮廓”。这一类政治家天生具有“吸收细微印象”的能力，他们和艺术家一般，从众多“稍纵即逝、不可捕捉的微小细节”中汲取他们想要的东西。

这类政治家知道需要为达成目标去做什么以及何时做，他们通常不是生于某个内在思想或内敛情感的私人世界，他们是一种高强度与清晰度的结晶和升华。大量追随他们的民众则以模糊、不可言说而持久的方式思考和感受着这一切。

这让领袖们可以向民众传达一种感受，即“他们理解民众的内心需求，他们能回应最深层次的冲动，而最为重要的是，他们能遵循本能探究的路线，单枪匹马地组织起这个世界”。伯林总结道，罗斯福以这种方式让美国人“比以前更加骄傲地做一个美国人。他提升了美国人在自己及世界其他人心目中的地位”。

因为他表明，“权力和秩序不是一种束缚……它们能够将个人自由这种松散的社会结构同不可或缺的最低限度的组织和权威相调和”。而对立的共存，正是“罗斯福的最伟大前任曾说过的‘世间最后的美好希望’”。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