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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后的第一年年末，伯里克利在雅典发表了“葬礼演说”，并在这场演说中阐释了其愿景。他告诉哀悼者，已逝者献出自己的宝贵生命，就是为了雅典的独特性中蕴含的普遍性：雅典不模仿其他人，而是其他人的典范。但是，如何调和这些明显的对立面呢？伯里克利的解决方案是将规模、空间和时间相结合：打造一种对雅典城邦、对整个帝国、对整个时代都适用的雅典文化。幸运的是，在现场聆听这场演说的人中就包括修昔底德或他信任的人，从而得以将这位伟人的演说内容记录下来。18

早在伯里克利之前，雅典就一直在逐渐走向民主。在伯里克利看来，民主是利于“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在他掌权期间，任何非奴隶身份的成年男性公民都可以在雅典公民大会上进行发言和投票。雅典公民大会通常有五六千名与会者，是世界上曾有过的最大的审议机构，至今仍未被超越。19“我们的普通公民，”伯里克利曾在演说中声称，“是公共事务的公正裁决者。因为我们与其他任何国家都不同，我们认为不履行这些职责的公民……是无用之人。”讨论是“采取任何明智行动之前不可或缺的”。

雅典公民大会将美德与身份区分开来。如果一名雅典男性公民希望参加公民大会（这本身就是一种美德），那么，即使他身份低微，也丝毫不会产生影响。由此而言，无论人们是参与加强防御工事、修理船只、挥桨划船，还是出资雇人做这些事情，甚至包括抚养后代，都是在为国家服务。经验是有用的，但是像其他社会那样，根据专业划分社会阶层则是不必要的。“我怀疑这个世界上是否有任何一个人，”伯里克利吹嘘道，“能够像雅典人一样应对如此多的紧急情况，并且如此多才多艺。”

仰仗长墙、战船和桨手，雅典人将发动战争这件事情也赋予了民主化。雅典不像等级制度森严的斯巴达，没有从童年时期就开始接受训练的精英战士。但是，雅典会拥有更多的战士，可以依靠他们来保护并决定其利益。“我们的对手自孩提时代开始就要接受苦役式的训练，以使自己成长为勇敢的战士，而在雅典，我们无拘无束地生活，但在应对危险时，我们的准备丝毫不逊色于他们。”

雅典公民大会所代表的民主将成为城市的典范，雅典帝国的情况如何呢？因为在陆地上的控制范围收缩，雅典人需要扩大其海上控制范围。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时，雅典大约有200个盟友或属国对其宣誓效忠。20但这些国家的情势、立场甚至语言都差别很大：雅典是否可以信任这些不同的文化能够促进雅典文化的发展？

伯里克利承认，雅典是通过给予他国恩惠获得“朋友”的，“通过持续地展示善意，令受惠者始终亏欠于我们，这样当那些受惠者报答我们的时候，他们知道自己是在还债，而不是在免费给予我们恩惠”。尽管如此，雅典人提供的这些恩惠“并非出自利己的算计，而是出于慷慨”。他的意思是，雅典很快会使自己的帝国超越所有的竞争对手，变得更强大，更让人安心。21

通过这种方式，民主得以在各种文化中推广。因为担心更坏的情况发生，那些安全无法得到保障的国家自然会与雅典站在同一阵线。22自利会让各方安心，进而变得更为团结。出于这个原因，透明度至关重要：“我们的城邦向全世界开放，永远不会制定旨在限制外国人来此学习或考察的条例。”雅典人会发现“享用其他国家的产品，就像享用本国的产品一样自然”。长墙使雅典公民成了世界公民。

伯里克利的这一演说，对后人的启发在于怀念。他所致敬的那些英雄不需要任何实物标志：“整个世界都是他们的墓园。”但是，他们的文化将化身为纪念物，成为“不朽的证明”。这些纪念物包括城市的建筑和装饰（伯里克利在这上面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财富），还包括一些文学作品（例如哲学著作、戏剧、历史作品，包括伯里克利自己的演说词）。这些文学作品仿佛来自远古时代的漂流瓶中的信息，印证了他独一无二的成就。除此之外，遗迹也是一种纪念物：“我们的勇气使我们得以踏上每一片海洋和陆地，无论是给予敌人痛击，还是对朋友施以恩惠，统统都在我们身后留下了不朽的纪念碑。”

若论演讲术，唯有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能与伯里克利的此次演说相提并论。林肯在演说中总结了战争的代价与取得的成功，伯里克利则在演说中承认自己的战略失败。毕竟，他原本希望通过将雅典海军打造成无敌舰队，以抗衡斯巴达人的陆军优势，从而避免与斯巴达的战争。同时，他希望建立一个全新的帝国，该帝国的吸引力足以消除它可能引起的任何疑虑。23那么，鉴于一场大战已经爆发，伯里克利如何定义一种旨在防止战争的文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