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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始终基于这样的假设，即美国人对我们而言是外国人，我们对他们而言也是如此。”伯林在1942年早些时候的第一份报告中写道。尽管英国政治当时已经停滞（在1935—1945年没有举行大选），而美国“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一如既往”。罗斯福仍然指派多人从事类似的工作。国会像往常一样忙着互投赞成票。地方事务和对机器的忠诚度对选举的影响，至少与外面的世界接近：即使在珍珠港事件之后，曾经身为孤立主义者也谈不上耻辱，因为“半数的选民都是如此，甚至更糟，而另一半甚至对孤立主义闻所未闻”。11
同时，“这块大陆上富有成效的努力，仍然在聚集力量，速度和效果可以从美国人民自身的力量感觉到”。一些人现在认为，“卷入一场战争可能是运气不好，卷入两场则看起来像是制度出了问题”。但是，如何修复制度则尚不清楚。美国人是否会追随他们那位“乡村养育的自由主义改革者”，比如他们的副总统亨利·A.华莱士那样的人，朝向一个全球化的新政，不受国界、国籍、种族、阶层等限制？或者他们会接受出版商亨利·卢斯的“经济帝国主义”，宣称这个世纪“属于美国”？无论哪种方式，罗斯福都将“以比威尔逊先生更强大的政治技巧和没那么引人注目的道德力量”引领美国。12
尤其是因为他不像威尔逊那样还得对付苏联。“斯大林很可能成为即将到来的和平时代的魔鬼，”伯林报道，“但美国认为自己与苏联打交道足够应付裕如。”当然，它会试图避免极端状况的发生：苏联人“抢先在欧洲所向披靡，并在各地建立共产主义政权”，或者“止步于自己的边界，与德国人和平相处”。无论上述任一结果，或者他们达成妥协，都难以避免“一众小国被苏联人的予取予求压得喘不过气来”。13
因此，胜利的代价就是正义不彰，因为彰显正义的代价就是无法获得胜利。伯林以令人不寒而栗的小道消息证实了这一点。
据传，希腊大使表示，他在接受总统的上一次会见时，总统告知他，美国政府不会对苏联吞并波罗的海国家大惊小怪……希腊大使随后询问了如何对待波兰。据我们的线人说，总统做了一个故作绝望的姿态，说他对波兰问题已经彻底厌倦了，并且非常明确地告诉波兰大使，亲自警告他波兰持续不稳会带来何种后果。
公众的情绪，在媒体上，以及在年轻的“强硬派”华盛顿官员或其他官员的言谈中，都得到了清晰可辨的呈现……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陆强国，苏联所做的事乃是唯一明智的事情，美国的资源使它能够采取同样的行动，并且在艰难和不感情用事的前提下，两国将能够在经过一些艰苦的博弈之后达成共识，而无须以英国或任何其他“老”牌强国作为中间人，这些“老”牌强国的好日子早就一去不返了。他们并不否认……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已经是明日黄花，但既然苏联人希望如此，这可能是世界不可避免的走向，继续以理想的名义在苏联人面前挥舞着警告标志，无异于一种愚蠢和多余的行为。美国人深知，要贯彻这种理想主义，没有武力支撑是不可能的。
据说州长艾尔弗·兰登（1936年竞选失利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最近打电话给（国务卿）科德尔·赫尔，询问为什么在（1943年10月的）莫斯科会议上没有促成对波兰的保障。据传赫尔曾建议（兰登）自己前往莫斯科，并以伟大的中西部的名义向斯大林大元帅为波兰人的事业做出辩护。兰登问赫尔是否真的认为这样能拯救波兰人。赫尔恳求他万勿忘记取得共和党的具体承诺，如果苏联人被证明冥顽不灵，将立即为正派的波兰人向苏联开战，同时也要争取到美国陆军和海军在开战时向他们提供援助的明确承诺。兰登一开始把赫尔的话当了真，后来据说被这一番嘲讽伤得不轻，只能在堪萨斯生闷气。14
为了避免他的报道太令人沮丧，伯林尽其所能地描述得轻松一些。
有人听到一位离开华盛顿（生日）晚宴的民主党人说，在林肯生日那天，他（罗斯福）视自己为林肯。今天他认为自己是华盛顿。圣诞节那天他会把自己当成谁？
罗伯特·麦考密克（孤立主义者、《芝加哥论坛报》出版人）上校……打算（敦促）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苏格兰、威尔士等国加入美国。此活动的娱乐价值应该相当可观，因为我们确信上校毫无说笑的意思。
（华莱士）想要连任副总统（1944年）的愿望如此强烈，在美国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根据观察者的想法不同，对这种奇怪的景象或感到苦恼，或感到愉悦。
（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海勒姆·约翰逊在一些较为温和的议题上得到了（佐治亚州）参议员沃尔特·乔治拐弯抹角的支持，后者操着一口佐治亚州英语。
（罗斯福）举重若轻的做法，往往是一种摆脱困境的途径，有时似乎对他自己追随者的热诚施加了太大的压力。15
对伯林的伦敦读者来说，他的举重若轻让人感到轻松，即便只是暂时的，也可以让他们摆脱那些由拯救与解放构成的阴暗现实。
一位读者出于感激而引发了这场战争中最著名的混淆身份的案例。1944年2月9日，丘吉尔邀请每周政治摘要“I.Berlin”（以赛亚·伯林）的作者去唐宁街10号吃午餐。首相发现自己坐在那里，倍感困惑，旁边是一位同样困惑的客人——《白色圣诞节》的作曲者[1]。故事传播开来，他的传记作者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说，这让以赛亚·伯林“误打误撞地成了一个小名人”。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