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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思想中的理论也大致如此。历史既不是他也不是任何当权者可以预测的。俾斯麦的保证如同在构建一张网，一个由他在中心支配的政治同盟。在他死后，这些保证却促成了两个彼此竞争的军事联盟，而那些令人不安的军事调遣与运送一旦被启动，战争也就不再需要实际的理由了。271914年6月28日，两名皇室成员在萨拉热窝的丧命开启了屠戮，而到1918年11月11日时，共有800万～1000万名士兵和700万～800万名平民丧生。28克罗联合起来反抗“梦魇”的世界变成了一个分裂的、毁灭性的、和自己对抗的欧洲。

第一次世界大战见证了各种能力之外的动机投射，而这也是以往军事灾难最常见的成因。但这一次也有能力超越动机的情况存在，例如基辛格就说，指挥者严重低估了其行动的致命性。

他们似乎忘记了美国内战所带来的巨大伤亡，妄想冲突能果断迅速结束，但他们没有认识到，无法让同盟达成理智的政治目标将导致文明的如期毁灭。相反，强权者丝毫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制造了一台通向末日的外交机器。29

美国人至少知道内战为何而战，而这场新战争的参战国却不得不寻找必须做出牺牲的缘由。

从索尔兹伯里侯爵的“我们是鱼”到麦金德的“欧亚游牧部落”，再到克罗的“建立于挑衅之上的世界”，英国人的理论进化解释了这背后的原因。按克劳塞维茨的说法，战争必须反映政策，那么英国加入战争的政策缘由是什么？继续保持海上霸权？平衡欧洲大陆的力量？清除各处的梦魇？1907年和德国、法国签订的三国协约并未明确规定英国必须同德国开战，30但志在对抗法国的德国完全无视各国对比利时长期中立的担保，并于8月4日侵入了该国。这不仅让英国宣布参战，而且让它抛弃了几个世纪以来不在欧洲大陆作战的传统。在接下来的4年中，英国损失的人数远超1861—1865年美国内战阵亡总人数。31

正如大英帝国之前所说，这次对“大陆的承诺”几乎是在“理智间歇性丧失下”做出的决定。32但是如果我们把克罗、麦金德和索尔兹伯里侯爵的观点联系在一起思考，就能够看到一个更大的逻辑。克罗一方面认为海上霸权和国家自决密切关联，另一方面又强调陆地霸权和权威主义间的联系，而这意味着麦金德所警告的大陆联合将比仅控制海权更具危险性：这将置自由本身的未来于危险之中。33当侯爵称英国不能单独“修复内陆的暴政”时，他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或许英国必须结束对同盟长期以来的不信任：勋爵最后的外交成果（1902年的《英日同盟条约》）就是对这个传统的首次背离。34类似的欧洲同盟，例如日后的三国协约，或许也变成了必要之举。英国已经无法继续背负1895—1896年委内瑞拉危机中的“光荣孤立”之名。35显然，在一个相互联系的世界中，大陆上的专制需要得到遏制。对很多人来说，这又绕回到了坎宁的观点。

假如索尔兹伯里侯爵能够以北美的民主统治来对抗可能在欧洲蔓延的独裁，那么他实际上是依赖“新世界”平衡“旧世界”的力量的。如果麦金德能够用游牧者马匹换火车的图像提出警示，却未在美国看到同样的风险，那么他不过是在以不同的方式做同样的事情。如果克罗能够预见众多知足国家会联合起来抵抗一个贪婪国家（一位美国总统很快会为我们呈现这一景象），那么这个联合体必定立于麦金德、索尔兹伯里侯爵和坎宁等人所建立的基础之上。尽管未来尚不明确，但所有人都已经下了赌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