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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威尔逊表现得还不错。为了避免反战派阻止他在1916年的连任，他表面上摆出避免战争的姿态，却在暗地里筹划军队。他等待德国再次发动入侵比利时这种与政治利益相悖的军事行动。果不其然，德国取消了对潜艇的限制，并且不明智地向墨西哥示好。他把俄国的革命变为美国的战争目标，没有给同盟任何反对的机会。威尔逊及时派军至法国，挫败了德国在1918年春天的进攻，并在秋天取得了最终的胜利。11月停战后，威尔逊成为首位在职期间穿越大西洋的总统，在巴黎、伦敦和罗马接受古罗马人式的胜利。50

豪斯曾警告威尔逊，他的影响将在战争接近尾声时达到顶峰。摆在眼前的和平磋商需要更多的外交经验而非执政技巧，而这正是威尔逊所缺乏的。美国长期缺席国际体系，外交政策专家凤毛麟角，威尔逊没有俾斯麦，没有索尔兹伯里侯爵，甚至没有克罗那样的人才。他只有豪斯，这位仅在得克萨斯州的政坛获得历练的年轻人。此时的豪斯发现，自己正在和总统威尔逊一起“得其所愿，重绘世界的版图”。51

他们的确获得了调查小组的帮助。该小组成员是他们招募的学术顾问，主要职责就是为战后安排提供原则指导。威尔逊将这些原则中的精华放到他于1918年1月8日提交给国会的“十四点原则”中。尽管这“十四点原则”善意满满，但不论是他还是整个小组都未能充分考量实际的历史、文化和先例。一位法国外交官回忆说，“不了解欧洲政治”的威尔逊全然投身“和当下紧迫事情毫无关联的理论追逐之中”。52

例如，何为“总是坦率地在公众视野间”施展外交手段？何为在“可能因国际行动而全部或部分封闭”的海域保障“完全的航海自由”？何为将军备减少至“足够保障国内安全的最低水平”？何为在殖民纠纷中给予“民众利益”和“待定合法政府利益”以“同等考量”？威尔逊的目标过于自由地凌驾于策略之上，而其最突出的表现莫过于宣称解决巴尔干冲突仅需要“参照国家与各自效忠的历史，进行友好的协商”——大概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由这种论调引发的。他断定只要“改邪归正”，“我们就能成为那些联合起来对抗帝国主义的政府和人民的亲密伙伴……我们携手共进，直到永久”。53

和英国首相劳合·乔治不久前的发言一样，这些话并非只是威尔逊的权宜之言。因为就在威尔逊发表该演讲的两个月之前，俄国爆发了另一场出人意料的革命：1917年11月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他们威胁退出英国、美国、法国的“帝国主义”战争，同时敦促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推翻他们的资产阶级主子。54威尔逊的回应极为模糊，他号召道：

从俄国领土撤离以及所有俄国相关问题的解决，将确保其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最为良好和自由的合作，使其得到无碍且舒适的机会，独立决定政治发展和国家政策，确保其能够在自由选择社会制度的前提之下得到自由国家的真诚欢迎，并给予其一切所需及自我所期的帮助。

有人可能会迷惑，威尔逊所认为的“帝国主义者”到底是谁？最起码，列宁和托洛茨基说出了他们的真实想法。

后来威尔逊进一步把人搞晕：他派美军到西伯利亚和俄国北部，表面上是和多国一同让俄国陷入战争，实际上是要废黜布尔什维克政权。55之后他又通过战胜法国境内的德军保护了布尔什维克，抵消了德军在东线的胜利以及《布列斯特和约》所强加的迦太基式和平。56然而，当俄国退出战争时，威尔逊将美国引入战争的那套手段却完全失效。这预示着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他以为自己的和平原则是永恒的，但结果证明，这些原则不仅受时间的限制，而且还为快速变化的时代所击败。威尔逊想的是维系民主在全世界的安全，但民主招致战争危害着世界。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