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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维吉尔带领但丁穿越地狱之前，他曾辅导屋大维关于养蜂、养牛、轮作和葡萄栽培的基本原理。52他似乎在说，领导者必须脚踏实地。克劳塞维茨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但是在他的著作中没有任何有逻辑的结论。他解释说：“每当线索太单薄时，我宁愿直接放弃它。就像有些果树长太高就不结果实，所以理论的花草必须被加以修剪，并且靠近它们生长的土壤——实践经验就是土壤。”53

那么，又该如何“修剪”理论呢？克劳塞维茨回答道，从任何现实实践中推断出理论“确实有点儿太轻率了”，而“普遍规律应该适用于任何个例，无论有什么样的偶然因素”。那些永远无法走出“奇闻异例”，没完没了地重复各种无意义案例的人也同样没用，因为他们只会“从个例上构建历史，仅仅寻找适合他们理论的案例，而从来不会触及影响事物的普遍因素”。

理论的存在使人们不用每次都重新整理并深究现有的材料，而能直接让这些材料井井有条。理论的存在本是为了教育未来的指挥官，或者更准确地指导他进行自我教育，而不是陪他踏上战场，就像聪明的老师能指导和激发年轻人的智力发展，但注意不要在他的余生中牵着他亦步亦趋。

克劳塞维茨将理论视为训练，它能够“在巨大的挑战中磨砺身体，在极度危险的环境中强大内心，并且让判断力少受第一印象的影响”。它是减少摩擦损耗的“润滑剂”，“孕育着冷静这一无价的品质，这种品质会从轻骑兵传递到步枪兵，一直传回到将军本人，从而减轻指挥官的压力”。54

理论的初学者往往不会遇到什么问题，但如果他们渐渐升迁却仍紧抱住理论不放，这种“有悖常识”的教条主义就会成为麻烦。此时的理论就变成了一个“局限和无知的头脑用来为它们先天的无能辩护的借口”。55克劳塞维茨特别鄙视“行话、术语和隐喻”，当指挥官身居高位时，这些概念就会“蜂拥而至”，像一群“无法无天的乌合之众”。这些胡诌出来的概念还会被奉为原则，而“只要被放在明面上，它们就会被发现只是一堆垃圾”，它们让理论“站在了实践的对立面，并且沦为那些军事能力无可争辩的人才的笑柄”。56

一个例子是克劳塞维茨之前在普鲁士军事学校的导师卡尔·路德维希·冯·普菲尔将军，他于1812年成为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最高军事顾问。克劳塞维茨在当时悄悄写道，普菲尔是个“对实践一无所知”的人，尤其是在如何最好地部署俄国军队以对抗拿破仑这件事情上。57托尔斯泰不太可能看过这条评论，但他在《战争与和平》中清楚地传达了克劳塞维茨所想的。

普菲尔是那种理论家中的一位，这种人因为太热爱自己的理论，而恰恰会忘记理论的目的——它在实践中的应用。在他对理论的热爱中，他讨厌一切实用的东西，根本不想去了解它们。他甚至为失败而感到高兴，因为失败的原因恰是偏离了理论而开始实践，这刚好证明了他的理论正确性。

托尔斯泰在结束这一场景时让恭敬但持怀疑态度的安德烈（我们可以把他看作现实中克劳塞维茨的一个古怪替身）表达了他对“一个事先知道一切都会变得糟糕，甚至不会对此感到不满的人”的鄙夷，并得到了普菲尔的承认。58

这是托尔斯泰似乎正在完成的克劳塞维茨书中的众多观点之——这两人就像那些可以帮对方说完下半句话的亲密夫妻一样。59没有谁能比他们彼此更清晰地指明机会在战争和生活中的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