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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依然是帝国时代的环境里，一个年轻的共和国如何摆脱公然称霸半球的争议呢？或许，英国像那些疲惫不堪的家长一样，已经学会了放任孩子的古怪姿态。坎宁早在1824年就提到过“准则（如果可以被称作准则的话）对于这个政府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事物”。但是，在三年内，那位“特别的家长”就对下议院鼓吹道，“我创造了新世界来重新调整旧世界的权力平衡”。拿出一个李子，却以做出布丁居功，一位愤怒的美国历史学家之后抱怨道，坎宁甚至比儿歌里的小杰克更厉害，不断叫嚷：“看我多牛啊！”84

然而，坎宁的想法不止于此。他坚信北美并不会分裂成那些为了鱼塘而争战不休的宗族和部落，并思考因此可能会带来哪些影响。其中一个不可预示的影响就是1874年出生于布莱尼姆宫、母亲是美国人的温斯顿·丘吉尔。这位自伊丽莎白一世之后最伟大的英国人并没有忽略权力间的平衡，还有那些好用的至理名言。他频繁引用坎宁的话，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次就是他在1940年6月4日，就敦刻尔克大撤退，在下议院发表的演说。丘吉尔起誓说，他绝不会投降，即使：

我们这座岛屿或这座岛屿的大部分地区被征服并陷于饥饿之中……我们在海外的帝国臣民，在英国舰队的武装和保护下也会继续战斗，直到新世界在上帝认为适当的时候，拿出它所有一切的力量来拯救和解放这个旧世界。

坎宁和丘吉尔都察觉到了历史发展演绎的转向——作为外交部部长的坎宁从与远方其他国家的接触中得知，作为首相的丘吉尔则从自己的脚下领悟得出。其重要性堪比1588年8月的一个晚上，有人觉察到距离敦刻尔克海岸几英里的地方，风向发生变化，由此开始发起行动。85

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在18世纪和19世纪，还有20世纪，只有一个‘新世界’国家获取了足够的权力重新还原‘旧世界’的平衡，而且不止是一次而是三次？”这股力量为何会产生于动荡不安、组织无序的英国殖民地，而不是产生于南边更广阔、更富足、管理更有序的西班牙殖民地？其实，解放拉丁美洲的领袖西蒙·玻利瓦尔早在1815年就给出了答案。他承认，绝对不会出现拉美合众国。86

其中一个原因便是地理位置。从海港开始统治一个帝国可能要比从它的内陆地区开始更容易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国家就此可以完全掌控。包括天气、地势、居住地、文化和通信在内的众多内在障碍非常复杂。87“谁会有能力搜集到像这样一块土地上所有完整的数据！”玻利瓦尔抱怨道，巴拿马地峡对于我们来说，绝非是“希腊人眼中的科林斯地峡！”88

为什么不能像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提出的，将多样化转化成力量之源？玻利瓦尔争论道，拉丁美洲的问题在于政治不成熟。西班牙从一开始就严格控制它的领地，以使它们“永远处于婴儿期”，无法实现自尊自立。“我们甚至被剥夺了建立一个有效的专制政权的权力，因为西班牙不允许这样的政权发挥它的功能。”89曾经是世界霸主的西班牙随后虚弱不堪，无法维持其统治地位，但是它没有培养出一个合格的继承者。

因此，代议制政府很难在此扎根，某些专制政权（可能伪装成共和制）成功的概率更大一些。但是，玻利瓦尔认为，这并不会出现在洲际层面，因为就其本质而言，独裁主义者抵制合作。只有在一个伟大的“自由”国家的指导和保护下，拉丁美洲人民才能够培养“美德和才能，从而走向荣誉之路”。90

这给了与亚当斯同时代的亨利·克莱灵感。亨利·克莱积极倡导美国不仅应该支持拉丁美洲的独立运动，还应该支持当时希腊反抗奥斯曼帝国的运动。91但是，亚当斯自己深谙这样的援助将会快速消耗美国的资源，并损害其道德形象。1821年7月4日，亚当斯在对众议院发表的演讲中告诫道：“美国‘不会为了寻找并摧毁魔鬼而走出国门’。”

她真诚地希望人类都能获得自由和独立。她只是美国自由与独立的捍卫者和支持者……她清楚地知道，一旦自己投入其他国家的旗帜之下……她就会卷入因争夺利益、阴谋以及满足个人贪婪、忌妒和野心而导致的战争中，此类战争往往打着自由的旗号篡改自由的标准。她行为处事的基本原则将在不知不觉中从自由变成暴力……她可能会成为世界的独裁者。她将永不能再是自身精神的主导者。92

因此，不可磨灭的是时代的妥协式特征：原则上的自由至上，最终可能只是部分实现。但是联邦（以及实现联邦的必要条件：伟大的目标必须考虑能力所及）往往是第一位的。一个国家只有能够与自身和平相处才能拯救其灵魂。现在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