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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历史学家会说杜鲁门在朝鲜问题上做出了错误的选择，但是伯里克利的传记作者总是对针对迈加拉的禁令存有疑虑。49伯里克利不得不告诉雅典人，他们的信誉危在旦夕，而这种情况本不该发生在他们身上。杜鲁门则不必向美国人及其盟友这样表态，因为他们心知肚明。

这两个案例之间的区别很重要。敌人以一种所有人都可以看到的方式来测试你的决心是一回事：你可以与他人协商，决定采取何种措施，并在达到目的之后终止行动。但你若因自身心存的不安全感而试探国家的决心则是另一回事：这种不安全感何时才有止境？怎么样才能够阻止焦虑无限扩大？如果雅典人的安全需要保留针对迈加拉的禁令，那为什么不压制米蒂利尼人，为什么要杀了米洛斯人，为什么要远离家乡与斯巴达的盟友展开陆上战争？

最后的情形发生在公元前5世纪20年代后期，位于西西里岛西部的两个城市塞杰斯塔和塞利努斯旧日的纷争再起。锡拉库萨是西西里岛上最大的城邦，它支持塞利努斯人，所以公元前416—前415年，塞杰斯塔人向雅典人求助。在此之前，雅典只是含糊地承诺为其提供保护。塞杰斯塔人坚称，如果不对锡拉库萨人进行严惩，他们将占领整个西西里岛，从而使整个西西里岛加入斯巴达人的阵营，之后斯巴达人及其盟友将合力摧毁雅典帝国。50

这一情景与当年发生在埃庇丹努斯、克基拉和科林斯之间的情况相似，但逻辑似乎没那么令人信服。锡拉库萨作为地中海地区除雅典之外唯一的民主城邦，为何会与独裁的斯巴达人结盟？即使它确实这样做了，雅典怎么可能跨越800英里海域，来到一座比伯罗奔尼撒半岛更大的岛上击败一座规模丝毫不亚于自己的城邦呢？而且，此时雅典的声誉并未受到威胁：刚刚屠戮了附近的米洛斯人，雅典人即便放弃了偏远的塞杰斯塔也不会被视为软弱。相反，如果雅典真的拯救了那些岌岌可危的塞杰斯塔人，那么还会有多少人要求受到同等的照顾？

雅典公民大会上，人们往往更易受情绪而非战略影响，要依靠领袖来冷却人们高涨的情绪。但现在没有几位这样的领袖了。雅典城邦最久经沙场的将军尼西亚斯反对雅典被拖入“与我们无关的战争”，但他的意见被驳回。雅典公民大会深受亚西比德蛊惑，亚西比德以长相俊美和在体育竞技场上的英勇表现闻名，但行事并不稳重。这名“孔雀男”声称，西西里岛的捍卫者是一群乌合之众，很容易被贿赂，将其击败会为雅典赢得整个西地中海帝国。没有任何人能说出雅典帝国的扩张应该止于何处，因为“如果我们停止统治他人，我们将面临被统治的危险”。这也是伯里克利反对撤销针对迈加拉的禁令时曾给出的理由。

现在，被困在亚西比德的光环和伯里克利的灵魂之间，绝望的尼西亚斯只好夸大对这次远征费用的估计，但这反而使雅典民众的情绪更高涨。因此，公元前415年，雅典公民大会指派尼西亚斯发兵西西里岛，他麾下是一支庞大的舰队——164艘三层桨座战船和运输船、5100名重型步兵、480名弓箭手、700名船员、30名骑兵。亚西比德担任联合指挥官，他温和地提醒大家：“离开了对方，无论是年轻人还是年长者都将一事无成。”51

然而，兵锋所至，无论是年轻人还是年长者都没有顶用。尼西亚斯无精打采，经常生病。亚西比德因为道德败坏被召回雅典接受审判，最终叛逃到斯巴达人的阵营。考虑到海上运输的限制，雅典人的兵力配置中骑兵较弱，而他们的对手则骑兵充裕。西西里人英勇奋战，战斗力盖过了雅典的增援部队。感觉到机会近在眼前，斯巴达人此次行动迅速且出其不意：他们与科林斯人合作，派遣了自己的舰队，在锡拉库萨的大港口追获并击沉了雅典人的舰队。

与萨拉米斯海战之后的薛西斯一世不同，雅典人现在无法回家。因为部队士气低落、纪律涣散，他们无意中透露了口令，从而输掉了一场关键的战役。他们缺乏食物和干净的饮用水，只能喝下混着血的水。他们将战亡者的遗体遗弃在战场上，这是闻所未闻的亵渎神明的行为。最后，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投降，在锡拉库萨采石场内被监禁数月，没有遮风避雨之处，缺衣少食，周围全是腐烂的尸体。修昔底德感叹道：“人类所知晓的一切苦痛，他们无不体验过一遍。”52

战略需要一种全局观，能够揭示各个部分的重要性。雅典人在西西里岛便失去了这种全局观。超过一半的雅典帝国军队在那里聚集，但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返回。与此同时，正如一位现代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斯巴达人在距离雅典城墙13英里的地方扎营，成千上万的奴隶从阿提卡撤离，而从赫勒斯滂海峡到爱琴海南部的属国盟友都蠢蠢欲动，计划起义”53。双方实力差距达到了难以名状的程度，但在转到其他话题之前，或许我们应当回顾修昔底德关于未来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