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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朱九思是教师们的“保护伞”,这话是符合实际的,在冷雨袭人的日子里,朱九思确实是把他的伞撑开了。迫害知识分子的话,他不说;迫害知识分子的事,他不干。过去,知识分子挨整,他想不通,在无力阻挡的时候,他就去抓绿化,把浓厚的情意寄托在树苗上。

一位在“反右派”斗争中挨过批判,后来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又被打击过多次的教师,被朱九思看中了。这位教师对生物力学这门新兴的边缘学科有浓厚的兴趣,而且有一定的造诣,写出了论文,他外文基础好,把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由俄文翻译成英文,又翻译成中文;他热爱祖国,每到暑假就游历名山大川;他结识很广,和各行各业的人有来往。党委书记说:“这个人并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只是敢说实话。”于是提议让他做生物力学的学术带头人,提升他为副教授。国际上的一次生物力学会议,让他去参加;他还把国际知名的生物力学创始人之一的冯元桢教授请到华中工学院来讲学。现在,生物力学这门学科在华中工学院开始扎下根来。

院党委一班人在“班长”带领下保护着知识分子。他们不许人把那些什么“叛徒”“特务”“反革命”等等无中生有的置人于死地的字眼写进档案;他们不许到学校来揪出身不好的教师回乡批斗。从“四人帮”抛出“两个估计”的第二年即1972年起,华中工学院就年年表彰先进教师;教师中出身不好和社会关系复杂的,作出成绩同样表扬。1973年和1975年,院党委会上两次研究在中老年教师中发展党员。

“四害”铲除之后,三年当中,院党委的会议上,多次研究并批准了二十几位中老年教师入党。朱九思同党委组织部长共同研究中老年教师中申请入党的名单,他说:“这些教师要求入党多少年了,有的当学生的时候就提出申请了,我们应当关心他们,够条件的要吸收他们入党。”后来,他又催问采取了哪些措施,计划落实了没有。他在党总支书记会议上提出:“越有阻力越要抓。”

新党员入党宣誓大会上,五十几岁的邹锐副教授和大家一块举起了右手。他眼含着抑制不住的泪花,讲了一些感人肺腑的话。这位老教师,为国家培养人才贡献出了全部聪明才智,教学效果很好。他申请书也写了不知多少次,然而就是因为出身不好和社会关系复杂而不能入党。党支部书记认为他已经具备入党条件,但却无力同极左路线相对抗,只好说:“你还是当一名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吧!”

今天,邹锐入党了,一个在人们看来根本不可能入党的知识分子,走进党的队伍中来了。这件事就发生在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以后不久。

一条捆在知识分子身上的无形索带被打得粉碎了。一些把入党的希望寄托在儿女身上的老教师,深夜伏案写申请书了。

“在工厂、农村,工人和农民是主力军,学校的教师就同工厂里的工人一样,也是主力军。”朱九思经常这样讲。教师,就是学校的主人。让教师中的优秀分子担任教学、科研的领导工作,是理所当然的。在这所学院里,有二百几十位教授、副教授和讲师,担任着全院十二个系的正、副主任,九个研究所的正、副所长,以及几十个教研室、研究室的主任。有三位教授被任命为副院长,有四位副教授和讲师担负了教务处的和科研生产处的领导职务。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党委安排他们担任一定的职务,完全不是出于恩赐,而是出于信任;他们感到自己确实是主人,而不是客人。

我们在华中工学院接触了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老年、中年、青年都有,他们之中没有愁眉苦脸,没有牢骚,他们个个昂起头,挺起腰,迈着坚实的步伐。

清晨,在美丽的校园内,许多教师在长跑。那人丛中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就是不久前被提拔为副院长的陈珽教授。他多年研究自动控制,十分热爱这个专业。学校要开展系统工程的研究,青年人要有老年人带,老年人中专门学过系统工程的又一个也没有,怎么办?朱九思同他一商量,他二话不说,站了出来,六十岁改行,担任大系统研究所所长。不长的时间内,他率领大家开始新的攀登,并且写出了十二篇论文。老教授干劲这样大,跑完步,又念起外文来。

在华中工学院,大家更为称道的是,八十高龄的工程图学专家赵学田教授。老人的身体并不好,但为人民服务的热情高,他一生贡献给了普及制图知识这一有意义的事业。暮年,他还不愿休息,不愿去享受什么天伦之乐,还在为广大工人编写识图和制图的通俗读物。有人劝老人家退休,老人家找到朱九思,说自己身体还行,还想再干几年。朱九思说:你这个想法很好。你写吧,我支持!为了把书写好,他不顾年高有病,深入到工厂、农村征求意见。他向朱九思同志提出来,希望给他派个助手,朱九思马上同有关同志商量,请一位青年教师同他一起到工厂和农村去。老教授对人说:“我忙得高兴,我要拼命地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