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念笃定：在风雨飘摇中济世自强·
在今天四川宜宾李庄镇东岳庙前数十米处，面向长江矗立着一座纪念碑。碑上的碑铭，述说着祖国和同济人一段悲壮不屈、自强不息的历史：
“民国未筹，同济先创。悬壶于黄浦，泛舟在海上。壶中民生久，舟边社稷长。八一三，炮声响，倭寇暴爢，儒祖惊殇。江尾狼烟虎火，学馆断瓦残墙。别吴淞，越浙赣，渡桂滇，归李庄。豪情飞四野，战歌动五乡；篷车开新路，绷带挽危亡……”
风雨飘摇
1900年，德国医生埃里希·宝隆，在现今的上海凤阳路正式创办了同济医院。1907年，在中、德政府的支持下，宝隆等借助从中、德募集来的捐助，在同济医院的对面，开办了德文医学堂，这即是同济医学院的前身。
学堂开办初期，有专职教师3人，学生33名。随着办学的不断发展，时局的不断变化，同济的名称和办学地也不断变更。1908年，改名为同济德文医学堂。1912年，增设工科，改名为同济德文医工学堂。1917年，改名为私立同济医工专门学校。1924年，更名为同济医工大学。1927年更名为国立同济大学后，成立了医学院。
1937年后，日寇炮火肆虐，学院先后被迫迁至上海地丰路（今乌鲁木齐路）、浙江金华、江西赣州和吉安、广西贺县八步镇、云南昆明、四川李庄和宜宾；1946年重返上海。
济世育人
“医院能救人于一时，学堂能救人于复世。”风雨飘摇中，同济人坚守着育人济世的信念。
1917年，中国人接办学堂后，“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形成了重基础理论教学、重德文教学、重实习环节的特色和严谨求实的学风。
学院建立了解剖学、生理学、生物学、药物学、病理学、细菌学等6个研究馆，增设上海市江湾市立医院（现长海医院）为实习医院，与上海市卫生局合办卫生事务所及公共卫生研习所，在江苏各县设分诊所，并附设平民产院等，不断扩大与社会的横向联系，也为学生提供了更多实习和接触社会的机会，受到社会的好评，许多学生争相到同济学医。据1934年《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当时中国的40所公立院校中设医科者仅6所，同济在校医科学生最多，有204人。
学院的很多教师，既是名师，也是名医。他们结合学科和临床实际，开展科学研究。1930年，我国人体寄生虫学奠基人之一姚永政教授的著作《人体解剖学》，被列为全国大学用书。1936年，寄生虫学专家李赋京教授在安徽发现了钉螺新种，后被命名为“李氏钉螺”。1937年，姚永政在广西发现了日本血吸虫病，并找到了其中间宿主的钉螺，后被命名为“姚氏钉螺”。学院创办的《同济科学月刊》等一直出版到抗战前夕，在国内外医学界颇有影响。
“北有协和，南有同济”的雅誉，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被广为传诵。
就是在辗转迁移中，同济人也没有停止医疗服务和科学研究。1940年底，同济迁至四川宜宾及李庄镇。当时，在川南一带流行着一种被称作“麻脚瘟”的痹病。人一旦染上，即从脚部开始发麻，发软，并伴有呕吐、腹泻、发烧等症状，待“麻”的感觉逐渐蔓延至胸部以上，即会死亡。由于病因一直不明，导致无药可治，百姓谈“麻”色变。
一天晚饭后不久，宜宾中学有37人突然出现极似该病的症状，全校上下乱作一团。校方急邀唐哲教授等前去诊治，初步诊断为钡或磷中毒。杜公振教授和邓瑞麟助教得知后，立即进行反复实验和研究，终于查清了发病原因，是人们食用的食盐中含有有毒的氯化钡，并提出了预防和治疗方案。这不仅帮助中毒师生恢复了健康，也挽救了当地成千上万老百姓的生命。李庄和川南人民自此莫不奔走相告，万分感激。这一研究成果，也于1943年获得全国应用科学类学术发明一等奖。
匹夫有责
同济师生有着光荣的爱国传统。辛亥革命中，周宗琦、朱家骅等4名学子参加革命军。五四运动中，同济人与全国各地热血青年并肩战斗。五卅运动中，同济师生积极参加反帝大示威，揭露五卅惨案真相。北伐战争期间，众多师生投笔从戎。抗日战争期间，他们边迁徙，边办学，边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抗战胜利后，虽然当时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都很艰苦，但梁舒文、王宝楹、金问淇、宋名通、裘法祖、过晋源等一批有志之士，纷纷放弃国外优裕的条件，回到祖国，投身到医学院和祖国医学事业的发展建设中。
1946年，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同济师生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中。1949年5月，在中共同济总支的领导下，医学院建立人民救护队、人民保安队和人民宣传队，应变护校，维护治安，迎来了上海的解放和新中国的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