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政府研究室的历史作用
边区研究室的成立为我党设置专门的“调查研究机关”积累了历史经验。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独立区域的区党委或者省委，八路军、新四军之高级机关，各根据地高级政府，均须设置调查研究机关，收集有关该地敌友我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为各该地工作的直接助手；同时供给中央以材料”；“除中央及各地的调查研究机关外，必须动员全党、全军及政府各级机关及全体同志，着重对于敌、友、我各方情况的调查研究，并供给上级调查研究机关以材料”。同时，中央作出《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要求“在中央下设中央调查研究局，担负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种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内设调查局、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三个部门，作为中央一切实际工作的助手”；“北方局、华中局、晋察冀分局、山东分局、上海省委，南方工委及各独立区域之区党委或省委，均须设立调查研究室，专任收集该区域内外敌、友、我三方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种具体详细材料加以研究，编成材料书籍与总结性文件，成为该局委工作之助手；并责成各局委将所得材料供给中央调查局”。据此，从中央到地方，从党委到政府，初步建立起了党政系统上下互联互通的研究体系和工作机制，以“调查局”或者“研究室”为载体的智库逐步在边区形成。
根据中央文件精神，边区政府研究室作为“根据地高级政府”的调查研究机关，不能削弱，只能加强。边区经历了三次精兵简政运动，边区政府研究室不但没有被精简而且得到了政策支持和组织优化。1943年3月3日公布的《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指出：“以边区政府而论，有许多在实际上已经提出的问题等待我们研究，有许多重要的经验等待我们总结。干部政策问题，农业建设问题，农业累进税问题，减租减息问题，合作社政策改进问题，司法政策问题，金融政策的改进问题，国民教育及干部教育的改造问题，农贷经验及治安工作经验的总结问题，三三制经验探讨问题，军政关系问题，政民关系问题，改变工作作风问题等等。所有这些有关政策的重大问题，如果不加以研究，不加以总结，我们的领导就会跟不上边区建设的发展，就要落后在它的后面。”可见，研究室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更加重要。根据1943年3月的《各级政府及参议会整编办法》的指示，特设政府办公厅，办公厅下设秘书处、交际处、总务处、研究室；教育厅所属鲁迅图书馆并入办公厅研究室。据此，研究室从秘书处分离出来与秘书处并列，成为边区政府的重要职能部门。同时，具有较为丰富的馆藏能力的鲁迅图书馆并入边区研究室，使得研究室的视野和功能得到了很大拓展，研究室的智库作用更加凸显。
研究室为中央和边区政府决策、建章立制和执行政策起到了“智囊”作用。时任边区政府秘书长的李维汉同志兼任研究室主任，他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回顾》中指出：“政策研究室的同志们在协助组织大会和研究政策工作中，经常深入实际，联系群众，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反映问题，总结经验，也付出了辛勤努力。”研究室的工作不仅是研究资料的整理、文书报告的撰写以及书报的编辑，更重要的是积极推进研究成果的转化与应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的高克林的《鲁忠才长征记》，被毛泽东赞誉为调查研究的典范。调查报告中“发展盐业”的建议作为范例，被收入毛泽东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书，成为指导抗战时期经济工作重要的资政参考。毛泽东曾为《鲁忠才长征记》所作的序中特别指出：“高克林同志的这篇调查报告是在一个晚上开了三个人的调查会之后写的，他的调查会开得很好，他的报告也写的很好。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而不是党八股。”毛泽东所说的“我们需要的这类东西”，就是指能转化为供党委政府决策参考的优秀调研成果。
研究室的工作作风必须是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李维汉同志对自己从1942年9月至1944年末的边区工作做自我检查时，深感“在这段时间内，我主要是帮助政府研究了一些政策问题，我认识到：《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虽无大错误，但有过分集中的倾向，执行中也同样；‘抢救运动’中犯了‘左’倾毛病；1944年1月《边区政府一年工作总结》写得不够好；在根据毛泽东提议搞一个长期建设规划时，犯了机械执行、脱离实际的毛病”。李维汉作为边区政府研究室的主要领导，他这种敢于自我批评、修正错误的精神风范，为新时期改进研究工作作风，构建“真实有用”的智库，具有重大的启示价值。
综上，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研究室组织条例》成为我党智库建设制度化的历史标志。《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中央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成为我党智库建设向系统化发展的历史依据。位于边区政府办公厅旧址内的边区政府研究室成为我党智库建设的重要发端和历史见证。
特此建议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旧址内恢复设置研究室。希望相关部门及其主管领导予以关注和支持。
（本文为2017年度校咨政专报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