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对糖尿病的认识过程
纵观中医学发展的历史，我国医学家对糖尿病的认识始于《黄帝内经》，《黄帝内经》成书于春秋战国。中医辨证论治确立于两汉，发展于隋唐，提高于宋、金、元，成熟于明清。新中国成立后，中医学进入了基础研究、临床研究、辨证论治研究和以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新时期。
关于消渴的临床症状，《黄帝内经·素问·气厥论》记载，“肺消者，饮一溲二，死不治”。关于消渴的病因，《黄帝内经·灵枢·五变篇》记载，“闻百病之始期也，必生于风、雨、寒，外循毫毛而入腠理……或为消瘅”“五脏皆柔弱者，善病消瘅”，在这里论述了先天不足、五脏亏虚、外感六淫之邪均可引发糖尿病。《黄帝内经·素问·奇病论》在解释消渴的发病原因时指出，“此肥美之所发也，此人必数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中满，故其气上溢，转为消渴”。《黄帝内经·素问·通评虚实论》指出，“消瘅，肥贵人，则膏粱之疾也”。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肥胖和饮食过度甘美导致糖尿病的论述。这与现代医学肥胖和饮食失控可诱发糖尿病的理论是一致的。关于糖尿病的发病机制，《黄帝内经·素问·阴阳论》曰：“二阳结，谓之消。”这里二阳指胃、肠；《黄帝内经·素问·气厥论》曰：“心热移于肺，传为鬲消。”这是以后提出“二消论”的依据，这一观点对后世影响很大。《黄帝内经》还记载了消渴血瘀证及情志急变为消的理论：《黄帝内经·灵枢·五变篇》记载，“薄皮肤而目坚固以深者，长冲直扬，其心刚，刚则多怒，怒则气上逆，胸中蓄积，血气逆留，
皮充肌，血脉不行，转而为热，热则消肌肤，故为消瘅”，阐述了七情致病，由怒而气滞，气滞导致血瘀，瘀久化热，耗气伤阴，津液亏虚，敷布无能，因而发为消渴。关于消渴病的预后，《黄帝内经·素问·通评虚实论》指出，“脉实大，病久可治；脉悬小坚，病久不治”，指出火热而渴，消瘅病也，其脉实大病皆为有余，虽久可治；脉悬小坚，则病有脉不足，久则正气益虚，故不可治。《黄帝内经》依据不同病因、病机、临床症状，分别列出了“消渴”“消瘅”“肺消”“消中”等病名达十几处之多。《黄帝内经》确立了消渴病的病名，论述了消渴病的病因、病机、临床症状及预后，为中医学对糖尿病的认识奠定了基础。
东汉时期，以张仲景（150—219）为代表的医家在继承《黄帝内经》等古典医籍对消渴病基本理论认识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临证经验，以脏腑论治消渴，提出了包括理、法、方、药在内的比较系统的辨则，使中医学对糖尿病认识的基础理论与临床实践密切地结合起来。
张氏在《金匮要略·消渴小便不利淋病脉证治》中指出，“渴欲饮水，口干苔燥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他认为本病的实质为肺胃生热，热伤津液，用白虎汤荡涤肺胃之热，人参益气培元。后世医家认为张氏此条宗《黄帝内经》“心移热于肺，传为鬲消”的理论，白虎加人参汤治疗三消中的“上消”证。
《金匮要略》曰：“寸口脉浮而迟，浮即多虚，迟即为劳，虚则卫气不足，劳则营气竭。”“趺阳脉浮而数，浮即为气，数即消谷而大（便）坚，气盛则溲数，溲数则坚，坚数相搏，即为消渴。”后世认为张氏从营卫虚竭和胃气热盛的角度阐述消渴的发病机制。寸口脉候肺，心主血属营，肺主气属卫；浮为阳虚、卫气不足之象；迟为血脉不充、营血虚亏之候；浮迟并见，表明消渴病本虚标实的实质；趺阳脉候肾，脉浮而数，为胃气热盛，热能消谷耗津，故易饥而大便坚硬。气有余便是火，水为火逼，故小便频数，溲数津伤，肠失濡养而大便坚。故因胃热气盛，出现消谷善饥、便坚溲数之症，后世称之为“中消”证。
《金匮要略》曰：“男子消渴，小便反多，以饮一斗，小便一斗，肾气丸主之。”张氏认为，“肾气虚弱，阳气衰微，上不能蒸腾津液于肺而敷布周身，下不能气化布达于膀胱致开阖失司，故饮一斗，小便亦一斗”，后世谓之“下消” 证。
张氏根据消渴病不同的临床证候，确立了消渴病上、中、下三消辨证的方法。辨明肺胃津伤、胃热、肾虚的病因病机，并用白虎汤清泻肺胃之热，生津止渴以治上、中二消，肾气丸补肾气，助气化以治下消。他的辨证思维、方法及他所创立的方、药，对以后中医学在消渴病的认识、诊治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所确立的三消辨证法持续了2000余年，他所创立的白虎加人参汤、肾气丸一直沿用至今。
张氏及其《伤寒杂病论》在中医学发展史上的贡献是巨大的，他不仅总结了3世纪以前的临床经验，更重要的是创立了中医学辨证论治的思维原则，为后世中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公元581年，隋结束了南北朝的对峙，重建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和文化达到了历史上空前的繁荣，中医学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对消渴病的进一步认识和辨证论治的完善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隋、唐时代医家甄立言《古今录验方》对消渴病的症状描述：“渴而饮水多，小便数……甜者，皆是消渴病也”，开创了中医消渴病认识的新纪元。
唐代孙思邈（581—682）《备急千金要方》在消渴病的治疗上创立了清热泻火、生津止渴的治疗大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所创立的玉泉丸、玉壶丸、黄连丸等方一直沿用至今。《备急千金要方》中黄连、生地使用率已很高，反映了孙氏对消渴病认识上已突破了唐以前的经典中多从肾虚立论重视肾气丸的思路。隋、唐时代的医家十分重视消渴病与感染的关系。孙氏《备急千金要方》指出“凡消渴病经百日以上者，不得灸刺，灸刺则于疮上漏脓水不歇，遂成痈疽”。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对疾病的演变观察如此详细，这是非常难得的。
金、元时期，由于长期战乱，劳役繁重，疾病流行，人民生活非常痛苦。在这一时期的临床实践中，一部分医家受当时社会变革的思想影响，产生了“古方新病不相能”的观点，对宋朝政府颁定的“局方”的流弊，提出了一些反对意见。这一行动在当时不同程度地表现了革新精神，这就是医学史上著名的金元四大家学术争鸣。其代表人物为李杲、朱震亨、刘完素、张从正四大医家。
刘完素（约1120—1200），著名医家，金元四大家之一，字守真，自号通玄处士，河间人，因此又称刘河间。他在学术上提出“火热为病”的理论，认为“六气皆从火化”，临证提倡“辛凉解表”和“泻热养阴”，被后世尊为寒凉派的代表。刘氏对消渴病的认识倡导燥热病机学说，他在《河间六书·消渴》中引证《黄帝内经》“二阳结，谓之消”之说，把消渴的病机归属于“燥热”之中。他还大胆地提出“诸涩枯涸，干劲皴揭，皆属于燥”，作为对《黄帝内经》病机十九条的补充。他认为“消渴之疾，三焦受病也”，有上消、中消、肾消之分。“上消者，上焦受病，又谓之鬲消病也，多饮水而少食，大便如常。或小便清利，知其燥在上焦也，治宜流湿润燥。中消者，胃也，消而饮食多，小便黄。经曰：‘热能消谷’，知热在中，治宜下之，至不饮食则愈。肾消者，病在下焦，初发淋下如膏浊之状，至病成而面色黧黑，形瘦而耳焦，小便浊而有脂，治方宜养血以清肃，分其清浊而自愈矣”。刘氏不仅阐述了三消的临床特征，提出了治疗原则，同时突破了中医学经典中有关消渴的概念。对消渴病的病因归纳，一为饮食失宜；二为精神过劳；三为大病之后引起胃肠干涸，而气液不得宣平，阴气损而表虚，阳气悍而燥热愈甚。刘氏在《三消论》中进一步强调“三消者，燥热一也”。把消渴病的病机归于“燥、热”二字，“燥热太甚，而三焦肠胃之腠理怫郁结滞，致密壅塞，而水液不能泄，浸润于外，荣养百骸”。在治疗上他提倡宣津布液，并归纳出治疗消渴病的原则，“补肾水阴寒之虚，泻心火阳热之实，除胃肠燥热之甚，济身中津液之衰”。由于刘氏注重消渴病病因病机中“燥热”与“阴虚”之要，突破了过去的旧法，对后世治疗消渴病很有启发。他在强调“燥、热”二字的同时，仍注意辨证论治。他并不提倡只知寒凉而不知其他，他在《三消论》中特别提到“不必肾水独当寒，心火独当热”，应全面地认识阴中有阳，阳中有热，在辨证时，必须分辨水、火的多少以决定泻、补。
李杲（1180—1251），著名医家，金元四大家之一，字明之，号东垣老人，河北正定人。他在学术上提出了“胃气为本”的理论，认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治疗中注重调理脾胃，主张“扶正必先补脾土”，被后世尊为“补土派” 的代表。他对消渴病的认识上宗刘完素，并进而提出了“津液不足，结而不润，皆燥热为病”理论。在治疗上他主张“膈消者，以白虎加人参汤治之；中消者，以调胃承气汤、三黄丸治之；下消者，以六味地黄丸治之”“有六经发渴，各随经药治之”，并创立了生津甘露饮等方。李氏的清热润燥治疗消渴病的学术思想是对刘完素“火热论”的继承和发展，对后世有一定的影响。
朱震亨（1218—1358），著名医家，金元四大家之一，字彦修，金华义乌人，因世居丹溪，后世称之为朱丹溪或丹溪翁。他在学术上主张“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提倡保存阴精，勿妄动火，在治疗上采用“滋阴降火”，故被后世尊为养阴派的代表。在对消渴病的认识上，他综合了宋、金、元各家之说，发展了养阴理论。《丹溪心法·消渴》提倡以“养肺、降火、生血”为主要法则，治疗上主张“分上、中、下治”，用药上慎用辛燥动血之品，指出“三消皆禁用半夏”，誉天花粉为治疗“消渴神药也”。他设立了黄连藕汁饮（黄连末、天花粉末、人乳汁、藕汁、生姜汁）清心止渴，养阴生津治疗消渴。朱氏的“滋阴降火”法对后世影响很大，对消渴病辨证论治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张从正（1156—1228），著名医家，金元四大家之一，字子和，号戴人，河南考城人。他在学术上认为，人体之病，或从外而来，或自内而生，都不是人体内所应有的，一经致病，即应祛邪于体外，使邪去正自安。他临证善用“汗、吐、下”三法，由于偏于攻下，被后世尊为攻下派的代表。
张氏对消渴病的认识上宗刘河间，并进一步提出“三消之说当从火断”的理论。他在《儒门事亲·三消之说当从火断》中认为“入水之物，无物不长；入火之物，无物不消”“消之证不同，归之火则”。在消渴病的治疗上，他主张“驱火气而下……治消渴……最为得体”。他告诫后学，消渴病“盖此二十一证，皆在气厥论中。‘诸逆冲上，皆属于火’，善读书者，以是求之”。张氏的理论，活跃了当时的学术空气。据后世评价，他的学术思想“确有独到之处”，对后世治疗消渴病很有启发。
金、元各派医家的学术争鸣，活跃了当时的学术空气，丰富了中医学的内容，推动了中医学对消渴病认识的提高和发展，奠定了中医学清热、养阴治疗消渴病大法的基础。它标志着中医学的学术思想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明、清两代，随着中医学的发展，临床各科逐渐得到分化而被深入研究。这一时期是中医学发展的黄金时代，各个医家都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学术立场对消渴病进行理论和临床实践方面的总结、研究，对消渴病因病机认识的统一、辨证论治的基本模式的确立等，都在这一时期基本形成。能够代表明代学术水平的医家首推张景岳（1563—1640）。他一生著述颇丰，临证多用温补方剂，对消渴病的认识、辨证、用药很有独到之处。他的学术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他在《景岳全书·十八卷·三消》中论述了消渴病的阴阳属性、虚实所在及辨证用药原则。他主张临证“阴阳，尤不可不察，如多渴者曰消渴，善饥者曰消谷，小便浊如膏者曰肾消。凡此者，多由于火，火盛则阴虚，是皆阳消之证也。至于阴消之义，则未有知之者。盖消者，消烁也，亦消耗也。凡阴阳血气之属，日见消败者，皆谓之消，故不可尽以火证为言”。他临证十分注重消渴病证候虚实所在，指出“凡治消，最当先辨虚实，若察其脉证，果为实火致耗津液者，但去其火则津液自生而消渴自止；若由真水不足则悉属阴虚，无论上、中、下，急宜治肾，必使阴气渐克，精血渐复，则病必自愈，若但知清火则阴无以生，而日见消败……”。他临证主张全面审证，并告诫后学，“凡治三消证者，必当察其脉气、病气、形气，但见本元亏竭及假火等证，必当速救根本，以资化源。若但知为火而专务清理，未有不阴阳俱败者……”。他强调消渴证不能一概以火而论，实有阴阳虚实之分，“古人悉认为火证，然火者，以邪热有余也；有虚火者，以真阴不足也，治消证而不辨虚实，则未有不误者”。在治疗上，张氏主张治疗中、上二焦以清为主的原则，“中、上二焦果由实火，则皆宜白虎汤主之；……在肺者，宜人参白虎汤主之；若水亏于下、火炎于上有不得不清者，宜玉女煎或加减一阴煎之类主之。”“上焦渴，是心火刑金所致，宜降火清金，以兰香叶、白葵花、黄柏、知母少加升麻以引清气上升而渴自止。”“中消火证……果属胃火……则三补丸、玉泉散、白虎汤及抽薪饮之类皆可择而用也。”张氏主张治疗下焦以补肾为本，这是他温补助阳学术思想的体现，“下消证……肾水亏竭……以余观之，则亦当辨其寒热滑涩，分而治之，庶乎尽善。若淋浊如膏，兼热病而有火者，宜补而兼清，以加减一阴煎或补阴丸、大补阴丸或六味地黄丸加黄柏、知母之类……若下消而兼涩者，宜补宜利，以六味地黄丸之类主之。若下焦淋浊而全无火者乃气不摄精……但宜壮水养气，以左归饮、大补元煎之类主之。若火衰不能化气，气虚不能化者，尤当以右归饮，右归丸、八味地黄丸之类主之。若下焦无火而兼消者，当以固肾补阴为主，宜秘元煎、固阴煎及苓术菟丝丸之类主之。”
在明代，许多学术上有成就的医家，在对消渴病的认识及治疗上都有发挥。
明代楼英（1320—1389）在《医学纲目》中提出以甘酸养阴为治疗消渴病大法：“以甘温之药为之主，以苦寒之药为之使，以酸味为之臣佐，以其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心火旺则肺金受邪，金虚则以酸补之；次以甘温及甘寒之剂，于脾胃中泻心火之亢盛，是治其本也”，后世评其法宗《黄帝内经》“虚则补其母”之意。
明代李挺《医学入门》宗朱丹溪滋阴降火论，并有所发挥，主张“热在上焦，心肺烦热，舌赤唇红，少食引饮，小便数者，四物汤合生脉散加天花粉、地黄汁、藕汁、乳汁，酒客，加葛汁。”“热在中焦……四物汤加黄柏、石膏、黄芩以降火热，甚者调胃承气汤、三黄丸。”“热在下焦……四物汤加知母、黄柏、五味子、玄参、人乳汁……”等。
明代赵献可在《医贯·消渴论》中指出消渴病的病机为“摄养失宜，水火偏胜，津液枯槁，以致龙雷之火上炎，熬煎既久，肠胃合消，五脏干燥”，认为其主要的临床特征为“四肢瘦削，精神倦怠”，在治疗上主张“以肾为本”，提出“治消之法，无分上、中、下，以治肾为急，惟六味、八味及加减八味丸，随证而服，降其心火，滋其肾水，而渴自止……”等。
中医学发展到了清代，已基本趋于成熟。由于清代早期的国家政府机构比较重视医学发展，以及医家们的努力，在对消渴病的认识、治疗上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清政府先后组织人力整理出版了《医部全录》520卷。乾隆七年，敕名医吴谦主持编写出版了《医宗金鉴》。这些书籍的出版，丰富了中医学文献宝库，给后世开展中医学研究提供了方便。中医学对消渴病发病机制的认识发展过程，自刘河间《三消论》创立三消燥热学说以来，赵献可又创立了三消治肾为本学说，清代医家陈士铎、陈修园、张璐、林佩琴等极力主张治肾为本的观点。陈士铎在《石室秘录·消渴证治》中指出“消渴之证，虽分上、中、下，而肾虚以致渴，则无不同。故治消渴之法，以治肾为主，不必问其上、中、下……”。在临证治疗上他自拟“合治汤”，《石室秘录》中录有“吾有一方最奇，名合治汤，熟地三两，山萸肉、麦冬各二两，车前子五钱，玄参一两，水煎服，日日饮之，三消自愈。”。他解释“此方有补肾而加清火之味，似乎有肾火者宜之，不知消证，非火不成……”他极力强调消证为火所致，反对用附、桂辛热之品，指出“何必加附桂之多事……”等等。叶天士（1667—1746）在对消渴病的认识上，宗刘河间燥热病机学说，治疗上主张以治肾为本，以养阴为主，他在《临证指南医案》中指出，“三消一证，虽有上、中、下之分，其实不越阴亏阳亢、津涸热淫而已”。《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载治消渴病91方，其中应用天花粉35方、麦冬35方、地黄31方、山药11方、黄连19方、黄芪19方、葛根13方。这些记载为以后对消渴病的进一步研究发挥了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