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林同济民国时期曾办杂志《战国策》，认为当时之中国乃历史上“战国时代的重演”，此后，人们常常将民国时期称之谓历史上第二次诸子百家之时代。除却其战国时代之政治经济等社会特征以外，文化学术思想方面出现了百家争鸣之现象，所谓百家争鸣，即是不同的学术思想与学术理念互相碰撞与对立、争辩与交融之状态。此种碰撞与交融，在特有的社会背景之下，激发并催生了大量的思想大家，也造就了一个民族思想史上的新高度。孟子言：“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所言之知人论世，强调学术与时代之关系。后人往往强调其人物思想之时代背景，甚而将大家辈出之原因，统统归结为时代之原因。诚然，民国时代中中西文化交融之背景，现实政治之冲突必然促使人们对中西文化进行全面反思，此种反思，或以顾炎武所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精神，力图建构超越中西传统之学术体系；或以“为学术而学术”，力求于中西文化中求得共通之处，甚而挖掘中国文化优越之一面；或以西学之视角，对中国文化进行全面之反思；或以中国文化为本位，力图融合吸收西方文化之精髓。当时之中国，经济凋敝，政治混乱，何以诞生一系列天才般的大师之作？而其中的学术思想与其核心理念又当如何解读？他们的学术思想仅仅是时代之反映抑或阶级之意识乎？
显然，将一系列伟大天才之思考仅仅归结于时代之背景，看不到或者有意忽略他们的精神特质以及为学目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各具特色的思想体系，是极其偏颇与不负责任的。民国时期之此类天才人物之所以伟大，正在于其不同于芸芸众生之执着与坚定，不同于芸芸众生的理想主义，不同于芸芸众生的学术研究方法以及作为支撑其学术理念、学术方法、学术目的和学术内容之精神特质，方得以成就其伟大。孔子言，“上智与下愚不移”，《黄帝内经》云：“智愚贤不肖”等，分明指出了人之差异性之一面。从此意义上言，对民国时期的学术思想的重新挖掘则变得极为重要，而其中的核心即在于了解每一位大家的精神特质、为学目的、学术研究方法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思想体系。此种挖掘，并非仅仅将其归结于时代之背景抑或阶级之代言，恰恰相反，我们挖掘其中思想之核心目的，更重要的是在于了解并重新认识其所超越于时代之价值，正是因为有着超越时代之价值，方才有着无穷的魅力，方得以在挖掘其学术思想之方面，留给我们以及后人以思考及借鉴。
从此意义言，人们对民国时代诸大家之认识从最初的时代决定论渐次走向了对其精神价值与学术价值之论述，但此种论述，近年以来存在种种误区，此种误区集中表现于两个方面，其一以其趣闻轶事认作其生活之本质，看不到诸多趣闻轶事不过是其精神理念以及学术思想之自然流露或有意刻画，而对其中之关系常常存在倒置之危险，错误地将其性格特征作为其人格之全部进而取代对其学术思想以及核心理念之分析与解读；其二为以纯粹之西学之概念或中国传统学术概念对其进行强行归类与解读，看不到其学术思想之整体性，内在之逻辑以及其与精神特质之间之关系。比如，梁启超往往被现代的人们看作为政治人物，所谓“康梁变法七君子”之一，或被认为乃“百科全书”式天才学者，此种“百科全书”式称呼显然只能反应其学术内容之博大，却有意无意忽略了其学术之整体性以及互相之间之关系，也就是说关于其在现代学术开拓方面之研究尤其是在梁启超学术思想之整体认识方面则存在着巨大之不足；同样，人们往往将胡适描述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或赞其为“白话文”之倡导者以及西方哲学之传播者，或者将其之意义归结为“容忍”与“自由主义”，此种认识显然没有认识到胡适学术思想之整体性，举例言之，胡适早年之《中国哲学史大纲》与晚年之《说儒》之间有何关系？其内在之逻辑何以解读？其容忍与自由之态度与其学术思想有何关系？其对新文化之推崇中有何积极与消极因素？所有这一切，必须将胡适作为一整体来进行考察，方可得出全面之结论。复此，新儒家学派常常将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称之为“儒家三圣”，从新儒家之角度此种评价当然无可厚非，但对其学术思想之理解则可能存在着严重的误导与割裂，对三家对佛道之解读以及西学之吸收与比较融合等方面之理解显然不足，如何理解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之学术体系，以及其在儒家、佛学以及西哲关系方面研究成果？其学术成果之整体性以及学术方法当如何解读？或仅仅称呼其为“文化保守主义者”之错误何在？其学术思想之不同又当如何解读？以上均是前人未曾阐发或者阐发不够充分之所在；再言之，对极力推崇中国文化精神之王国维、陈寅恪等人又当如何评价，所谓学界常言其以“西方哲学之角度”对中国文化进行解读又存在着何种误解？民国时期集政治活动与学术研究为一身之张君劢其人，对中西哲学、政治学、科学哲学、新儒家思想以及宪政思想当作何整体性之解读？对其“玄学与科学”之问题当如何重新评价？以及其学术思想与政治实践之间之关系作何解读？对中国儒家文化以及君主体制高度赞扬并声名遍及欧美之辜鸿铭之思想又当如何理解？其对中国文化之赞美之角度当作何解读？其对中西文化之比较当如何评价？对以哲学、科学、美学整体之眼光之宗白华，今人常以美学家而括之有何不妥？其以佛学之角度对中西哲学、美学以及艺术史之研究应如何理解？其美学研究之结果当以何种角度重新评价？此等问题，皆是本书所着力探讨之方面。
所谓以纯粹西学之概念对民国学术之解读，即是以西学之诸分科而论之，或以哲学上之唯物与唯心、实证主义与经验主义、唯理论与唯意志论；或以史学之社会历史学派、年鉴学派、比较学派、经济决定论等；或以美学上之意识论、直觉论、表现论、移情论等不同派别而分别论之；当然，纯粹以国学之概念对西方文化之排斥之角度，是民国甚至于以前之部分学者之一贯态度。此两种解读方法，往往流于肤浅与偏颇，甚至于对中国与西方文化均造成一定程度的割裂与肢解，陈寅恪言：“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简而言之，当时之民国诸大家往往有着对释道儒以及西方诸学之深刻分析与解读，今日对其学术思想之理解则需要站在中西文化之核心层面，所谓“登泰山而小天下”，方可以仰观俯察，方可以“若罗网之有纪纲而万目张也”。对民国诸大家之学术思想之理解，在对其学术理念、为学目的、学术逻辑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学术体系作一整体性之解读与认识，并深入挖掘其内在的精神特质以及其与学术思想之关系，方可以尽可能地对民国学术思想有所客观而全面之认识。当然，所谓客观之认识，对其学术思想之提炼以及材料之提取，必然与研究者之观念有着密不可分之关系。因此，对民国诸大家之解读，必须对中国文化之释道儒思想及其渊源流变、中国历史与文学艺术以及西方哲学、历史、美学等诸学科之核心理念有着深入的研究与体悟，此种研究与体悟而形成之框架，自然而然成为本书之研究框架与体系，此种体系与框架之目的并非仅仅提出一全新之理念与思想概念，而是包含着对中西文化不同层次之理解与把握，正是在此种把握之基础上，方得以尽可能之客观态度对民国诸大家之学术思想进行研究与总结。
如何在统一的研究框架与方法之下，对每一位大家之学术作出尽可能全面而客观之论述，对每一位大家学术思想作出提炼与总结，并在此提炼与总结中得出其学术思想之核心，而并非以一种割裂的态度罗列所谓的优点与缺陷，需要在方法层面上有所升华与转化，此种升华与转化即是抛开以一种单纯之思路与理念对其肢解与割裂之方法，从此意义而言，本书更多从横向与纵向两个角度展开论述，所谓横向之展开，即是对民国大家们对不同学术科目之研究，可看作大家学术空间之展开；所谓纵向，即是随着时间之推移，其学术研究方向与学术研究逻辑以及学术内容的走向之同异而展开。无论纵向及横向之展开，必然涉及诸大家之学术理念、学术研究方法、学术逻辑以及与学术内容。陈寅恪言对古人之学术当以充分“同情之了解”，此种同情最终则可以归结于其精神特质与学术成果关系之层面，此种精神特质之总结与论述，可谓本书之特色之一，当然，其精神特质之所以形成，必然与其经历、家世、环境有着千丝万缕之关系，因此，为便于读者之了解，本书在对每一位大家学术论述之前，均简单介绍其生平及其主要著作。
黑格尔言人类的历史不过是绝对理念发展的历史，怀特海称之为“观念”的历史，科林伍德则认为人类的历史最终表现为宗教、哲学、艺术、科学之历史。本书力图将民国思想作一客观之对象，利用对诸大家精神特质的把握，尽可能作到“同情之了解”，但作者并未仅仅停留于纯粹之叙述，而是在此种了解之基础上，评析其学术渊源、流变、特点、优势以及其必然伴随之不足。本书显然主要以民国诸大家之全集来展开研究，未有全集者，则力图以其最具有代表性之著作为参考，同时，参考了部分单行本及其选集。读其书而知其学，当明确读书以及研究之法，章实斋言读书当知其类，刘咸炘则强调读书重在明统，马一浮言读书则力应“通而不局，精而不杂，密而不烦，专而不固”，熊十力言读佛书当“分析与综会，踏实与凌空。名相纷繁，必分析求之，而不惮烦琐。又必于千条万绪中，综会而寻其统系，得其同理”。诸子所言之读书法可视为其研究方法之表征，同样可应用于对民国诸子之研究中，就宏观方面而言，上文已言，作者从纵向与横向两个角度对其进行解读，然就其诸子之学术思想而言，不能仅仅停留于此，因此，对诸子学术思想成果、尤其是极独具个性之见解，必须比对参考历代大哲之言论以明晰之，所以，本书间或参考或引用大致以下几方面的书目，就儒学而言，以《十三经注疏》《宋元学案》《明儒学案》为主；就佛学而言，以佛经《楞严经》《楞伽经》《华严经》《法华经》《六祖坛经》《成唯识论》《大乘起信论》《中观论》以及民国时期诸大师如欧阳竟无、太虚、吕秋逸等人之著述为主；就西哲言之，则参考或引用柏拉图、亚氏、康德、叔本华、黑格尔等人之著作；就史学而言，则参考或引用《尚书》《春秋三传》《史记》《汉书》等历代正史以及文人之史料笔记等为主；而就历代文人笔记或专著中之有关观点或参考或引用，比如刘勰《文心雕龙》、刘庆义《世说新语》、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李诩《戒庵老人漫笔》等，以资民国诸子观点之辩证耳！
总而论之，此书之目的有三，其一，对民国十大家之学术思想从其精神特质、学术目的、研究方法以纵向及横向两个角度进行全面解读，以期对其学说有更为客观与全面之认识；其二，通过对民国十大家之简述，侧面述及中国儒学史、佛学及其历史、西哲之渊源流变、中西历史发展之大势以及不同。简而言之，即读者通过对本书之阅读，可简单了解中西历史发展之大势、中西思想之渊源流变及其异同；其三，希望通过对民国十家之解读，以资读者对中西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之精髓以及不足有所认识与体悟，以资中西文化融合之咸助也。成书其间，常受失眠之困扰，断续写就，文笔或有不逮，思路间或岐出，然，学之所养，境之所成，匪以病痛为由，或殆乎于世道轮回，几人能知其天命哉？书成之日，则被之以大雅君子、通识学人之评判焉。
不空山人畅钟识于深圳畅意斋
公元2013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