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君劢之精神特质及其与学术思想之间的关系

欲了解张君劢之精神特质，除以上所介绍之张君劢学术思想与政治实践之外，尚需了解其一生求学之目标以及治学之经过，更需了解张君劢关于政治与学术之总看法。张君劢曾发表的《我从社会科学跳到哲学之经过》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其本人之学术转变之缘起以及张氏对于政治之独立见解。张君劢在此文中说到其当时在日本求学时的目标，张氏言：“由清末至民国初年，吾国知识界对于学问有一种风气：求学问是为改良政治，是为救国，所以求学问不是以学问为终身之业，乃是所以达救国之目的。”一般学人往往将此大加赞赏，意为“学以致用”乃是学问之终极目的。张氏却清楚地看到此间问题之所在，张君劢坦言：“简单说来，自己既不以学问当生命的工作，自然学问同自己不能打成一片。换词言之，学问是由于宇宙现象之变化而来，各人自己以探求宇宙之秘奥为事，而后自己与学问可以合二为一。若以学问为改良政治之手段，自然对于学问本身，不发生兴趣，这是难怪的。”

张君劢对政治之热情自始至终未曾消退，最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其能于政治热情之外，将学术研究与现实政治作为两条并行不悖之道路，并且同样有着巨大的成绩。而其治学之体会，也颇发人深省，张君劢从政治学入手，进而感叹政治学之局限，转而思考学术分科之局限，张氏从此思考，进一步分析，得知西方不同科目之局限，包括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此基础上，张氏分析西方学术之渊源流变，往往能见其真迹。此处举例言之，张氏言：

我们读各种思想史如政治思想史、经济思想史等，常看见种种变迁。如近代政治思想从民约论（作者注：指社会契约论）开场，后来法国革命亦受其影响，于是有欧洲之民主政治。可见民约论在政治思想史中是一个有力潮流。但是到了十九世纪，大家对民约论加以反驳，说它毫无历史的根据。后来渐有一派人抛弃民约论，主张从历史方面研究国家起源。于是学派大盛，弃民约论时代的浪漫性，一转而以事实为根据。这是政治思想史中一个转变。同时，经济学从亚当斯密司提倡个人主义、自利主义、放任主义，认为个人照他自己所认定利益去做，全社会自能达于美满之目的；因为亚氏是从个人利益出发，所以后世名之为个人主义者。到了十九世纪中间，马克思等反对资本家之剥削，主张经济上应以社会公道谋集体的利益，乃有大工业国有、土地国有之说，不外由个人转到社会身上。同时英国哲学家如边沁、穆勒、斯宾塞，是个人主义之代表。十九世纪中有英国黑格尔主义者，也主张集体利益。其在政治上，十九世纪中叶为自由主义全盛时期，自由党的自由贸易，可谓出色当行。及欧战以后，俄国、意大利相继反对议会而趋于独裁政治，于是自由主义没落了。可知政治学上、经济学上，其思想背后总有一个总潮流，这种潮流，不能求之于各社会科学，而应求之于哲学。

以上张氏语录不仅仅道出张氏对西方政治思想及经济思想渊源流变之总结，更道出张氏对其流变背后原因之探讨，从此种意义言，张君劢之学术思想有其重要价值，同时也体现了张氏治学之精神，求真知之精神，求学术内在根源及其逻辑发展之精神，此乃张君劢在学术与政治上均可体现出来的一往无前之气概之反映，并将求学术之本质以及将学术返归于现实政治之努力完美融于一身。张君劢可谓身兼学术大家与政治实践家之二重角色，其可以游刃于两者之间，并非后人所评论之张氏“玄学鬼”抑或“失败的政治家”，恰恰相反，张君劢之价值，就在于其“独立精神与自由人格”在学术领域与政治实践上的坚持与执着，在于其以真理为鹄的，以现实为蓝本，将纯粹之学术思想与学术逻辑在政治实践上的努力，其所代表的中国宪政精神直到今天，依然具有重大的参考与研究价值，而其对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涉略百家而贯通其间，以人类文明之共性为主线，融唯物与唯心于一体，求中西思想史之共通，为我们开辟了一条融会中西的途径与方法。而隐藏于其学术思想与政治实践中之个人精神气质尤其应该予以弘扬与赞赏。中国之未来，正基于无数学者及政治家之努力。张君劢乃民国时期尤可歌颂之学者与政治家。相信其将近数十年之探索同样会对中国之未来有着巨大的参考及指导价值。其对真理、对民族国家复兴、对中西文化比较等方面的执着与专注精神乃是张君劢个人精神特质之最大体现，必将对国内学人产生长久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