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为学目的

今人研究前人之著述，往往但就其知识体系而言，而关于其知识体系背后之原委则探究不多，或者耽于其逸闻趣事，而逸闻趣事中所透漏出来的作者之精神特质以及其与学术思想之内在关联者，则研究阙如，质而言之，任何伟大思想家之思想必定与其精神特质，通俗而言，即是与其人格特点、人生目标、为学动机等方面有着密切的、不可隔断之联系。故而研究任何大家学术，必须将其精神特质与其学术体系作一整体，方可更清楚地了解学者本人之学术思想。同样，关于梁漱溟之学术思想，必须了解梁氏本人之学术目标、人生方向以及其人格特征，方可以作出全面而完整的理解与概述。下面我们先看看梁漱溟之为学动机，梁氏在《中国文化要义》自序中言：

这是我继《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作于1920-1921），《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作于1929-1931），《乡村建设理论》（作于1932-1936），而后之第四本书。先是1941年春间在广西大学作过两个月专题讲演。次年春乃在桂林开始着笔。至1944年陆续写成六章，约八万字，以日寇侵桂辍笔。胜利后奔走国内和平，又未暇执笔。1946年11月我从南京返来北碚，重理旧业，且作且讲。然于桂林旧稿仅用做材料，在组织上却是重新来过。至今——1949年6月乃告完成，计首尾历时九年。

前后四本书，在内容上不少重见或复述之处。此盖以其间问题本相关联，或且直是一个问题；而在我思想历程上，又是一脉衍来，尽前后深浅精粗有殊，根本见地大致未变，特别第四是衔接第三而作，其间更多关系。所以追上去看第三本书，是明白第四本书的琐钥。第三本书一名《中国民族之前途》。内容分上下两部：上半部为认识中国问题之部，下半部为解决中国问题之部。——因要解决一个问题，必须先认识此一问题。中国问题盖从近百年世界大交通，西洋人的势力和西洋文化蔓延到东方来，乃发生的。要认识中国问题，即必得明白中国社会在近百年所引起之变化及其内外形势。而明白当初未曾变的老中国社会，又为明白其变化之前提。现在这本《中国文化要义》，正是前书讲老中国社会的特征之放大，或加详。

于此见出我不是“为学问而学问”的。我是感受中国问题之剌激，切志中国问题之解决，从而根追到其历史，其文化，不能不用番心，寻个明白。什么“社会发展史”，什么“文化哲学”，我当初都未曾设想到这些。从一面说，其动机太接近实用（这正是中国 人的短处），不足为产生学问的根源。但从另一面说，它却不是书本上的知识，不是学究式的研究；而是从活问题和活材料，朝夕寤寐以求之一点心得。其中有整个生命在，并非偏于头脑一面之活动；其中有整整四十年生活体验在，并不是一些空名词假概念。

根据以上所引用的梁漱溟《晚年自述》及《中国文化要义》自序中所述，梁漱溟之探究学问有着非常清楚的目的，乃在于解决中国现时之困境，但梁氏之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并未仅仅停留于技术层面之改进，实要求对中西文化之渊源、特征作一整体考察而后得出结论，并以自己研究结论为指导，开展其社会改造活动。因此，梁漱溟之为学目的之不同，其切实于改造现实之执着，必然决定了梁漱溟之学术思想独具特色并且自成体系。此处仅仅提出此一概念，而关于此概念的进一步阐述则需等到介绍完其学术思想之后再行辩析。因此，关乎梁漱溟之学术研究，我们可以分以下几个部分分别介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