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君劢关于西方哲学流变的说明

张君劢在《中国哲学之创造》一文里，谈到西方近现代哲学之流变，即西方近代哲学始于培根与笛卡尔，各自为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之鼻祖。继培根而起，洛克探讨知识之起源，意为所有的知识起源于观察及内省，而后有概念与知识之系统，也就是说，洛克在培根经验主义之基础上，认为人对外界的观察与反思而后有知识之系统。柏克莱反对此说，认为，所有的外物，必须得以人的认识方可谈论，俗称“唯心主义”，也就是说，柏克莱从学术逻辑上指出经验主义之问题，提出“心物”之互动观念。休谟则将一切知识又复归于经验，认为所有的因果关系不过是人们经验所产生；而笛卡尔则认为“我思，故我在”，所以笛卡尔认为人们心中必然存在着所谓先天理性，可以用像研究几何学一样研究宇宙问题、知识问题等，斯宾诺莎则继之以更为条理与清晰的方法研究宗教、伦理与人事诸问题。兰勃尼兹则以“目的论”补充笛卡尔学说中纯粹之“方法论”，指出所以有世界，乃在于精神与物质之合一，而尤其意志之目的为其一切之根本。张君劢总结道：

1.理性主义由笛卡尔发起。斯宾诺莎发扬之，至兰勃尼兹而起反动。

2.经验主义由培根发起，陆克氏始指出哲学问题之中心为认识论，至伯克莱而起一反动。至休谟氏，对于经验二字完全予以心理的解释而入于怀疑主义中。

3.康德氏对于两派之是非得失，予以公平的判断，结束两派对峙之局，而批导主义之时代因以开始。

张君劢由于留学德国，故而对德国学术史有着清醒的认识，其对德国近现代之学术思想之总结可参看其《五十年来德国学术序》一文，其中对德国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总括可见一斑。

以上分析可见张君劢对西方科学与哲学之理解远在当时“科学派”之上，关于张君劢之学术思想及其研究路径，我们可以从其《我的哲学思想》一文中略窥端倪，张氏言：

我初窥哲学门径，从倭伊铿（畅按：今译为倭铿或奥伊肯）、柏格森入手。梁任公先生游欧，途经耶纳，与倭氏匆匆一唔，引起我研究倭氏哲学之兴趣。同时每年一度去巴黎，兼读柏氏著书。然倭氏、柏氏书中，侧重于所谓生活之流，归宿于反理智主义，将一二百年来欧洲哲学系统中之知识论弃之不顾。故我初期治两家学说后，心中即有所不慊，乃同时读康氏于新康德派之所以发挥康氏者。此为我心理潜伏之态度。倭氏、柏氏提倡意志自由、行动与变之哲学，为我之所喜，然知有变而不知有常，知有流而不知潜藏，知行动而不知辨别是非之智慧，不免为一峰突起之山水，而平坦之康庄大道，摈之于视野之外矣。倭氏虽念念不忘精神生活，柏氏晚年亦有道德来源之著作，然其不视知识与道德为文化中之一静定要素则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