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生平及其思想变化

综合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口述自传》、《我的信仰》等著作，可知胡适生于晚清1891年，其父为胡传，是一位以贡生身份（贡生，即当时被选拔到国子监接受培训者，以候补官任）曾出任台湾等地的知州的晚清官员。胡适的父亲穷其一生，深信程朱理学，并教授胡适的母亲即其第三任太太国学，胡适三岁时，其父病逝，胡适所受父亲的影响应该说是间接而长久的，主要是胡适母亲日复一日地对胡适提起自己的父亲。而其父所极力服膺的程朱理学也对胡适的信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并未深入骨髓，后期方有胡适对朱熹的批判性解读。其后胡适自述其接触到司马光《资治通鉴》时，其中对范缜的评价对自己产生了重大影响，以至于胡适成了一名无神论者。

胡适从小接受私塾教育，因其母亲的反复叮咛及私塾先生的重视，胡适可以说对中国文化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由于其父早逝，其所受到的影响，已经脱离了家长言传身教之濡染，而仅仅停留在课本的阶段，这也是胡适童年及少年时期对中国文化虽有所了解，但一直未能为其所化之原因，此原因非常重要，后面胡适对中国文化的批判即与其少年时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有关。胡适后期到上海求学，接受西式教育，较早地了解西方文化，而由于时代的关系，当时的晚清政府已经摇摇欲坠，政府必然会用所谓的“中国文化”之三纲五常来要求国民及其官吏，而胡适之母亲显然是“三纲五常”之受害者。从此着眼，胡适少年阶段，由于中国文化对其并没有非常深厚的影响，故而很容易接受新思想也就是所谓“革命”的思想，以反对晚清王朝的统治。其后，胡适通过了利用庚子赔款所举办“官派”公费出国教育考试，留学美国。在美国留学其间，杜威的实用主义对胡适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影响。胡适曾在康奈尔大学学习哲学，接受到皮尔士、詹姆士及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当然，康奈尔大学当时是美国“唯心”哲学之重镇，对杜威等实用主义主要采取的是批判态度，正是此种批判让胡适了解到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并进而醉心其间。后来转学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专门师从杜威，接受其实用主义哲学，并终生服膺。同时，对达尔文之进化论深感兴趣，并接受斯宾塞之“社会进化论”之学说，此学说成为胡适研究中国文化除实用主义者外之一常用之武器。

胡适回国后，曾任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任职期间，极力游说当年美国总统出兵抗日，援助中国。其后曾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再其后被任命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胡适一生著述甚丰，主要集中在文学、文学研究、哲学、历史、考据、时评等诸多方面，当然与许多当时的诸多学者抑或名流也曾有过大量的论战性著作。本章对当年胡适的大量论战性文章大多不予置评，因其中所蕴藏之情绪现已不大容易了解，况且其中的恩怨是非或与其观念之冲突紧密相连；或单纯只是个人之爱憎，与其学术著述并未有明显之关系；或为其学术观念之反映；或乃基于其学术理念对政治社会之认识。对胡适的研究，我向来主张应该对其学术思想以及其所倡导的理念做一历史的、全面的分析，剖析其中的积极的、进步的意义。同时，深入挖掘其可能带来的负面作用。针对其负面作用，我们不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而基于以上之目的，我们对胡适所采用的主要的学术研究方法，即进化论及实用主义也应该简单予以剖析，以明了此种方法之得失成败。再次，我们通过对胡适学术思想及其方法及其演变的解剖及分析，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之更高一层之意义。此种意义，已经被中国近一百年来慢慢淡忘，或被随意曲解及篡改，关于此点，也是本篇力图阐释的一个重要问题，并通过此出发点之研究，为后面介绍的民国大家之思想研究作一铺垫。

胡适的晚年，其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对儒家学说的看法有了极大的改变，甚至于专门考据儒家的渊源流变并且提出一些关于儒家的正面意义，从殷商遗民到汉代儒家之贡献一一罗列，可谓胡适从最初对中国文化基本上持全盘否定之热血青年而转变为对中国文化积极挖掘并承认其对人类文明之重大贡献之睿智老者。其间之思想变迁既有着时事变迁之缘由，同时也包含着胡适对自身学术思想的反思与调整。当年及其后期对胡适大量的批判文章，除与胡适同期之诸多学者大家之评语，尚有其价值以外，1949年以后诸多意识形态式的批评，早已灰飞烟灭。而胡适之文章，直至今日，崇拜者仍极力推举。从此处着眼，即可知对胡适学术思想之认识，仍然缺乏一全面及系统之观点。纵观胡适之一生，早年受国学之教育，青年逢革命思想盛行之年代，后期又兼美国留学之经历，崇拜杜威及斯宾塞“社会进化论”之学说，可知其思想之渊源流变，尤其是胡适之老年，重新回归到对中国文化的“国故”的整理工作，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文化一个世纪以来的历程。关于国人对中国文化之认识，胡适之贡献不可谓不大，其作用到底该如何解读，其正面与负面之意义当如何界定，应该给以清晰明了之界说，同时，对胡适之思想更应该从中西文化融合及比较之角度进行解剖，方能更好地理解胡适，方能更好地理解中西文化百余年来之冲突、对立、吸收、融合之过程。简而言之，胡适青年时期之思想，更多起到的是一种社会启蒙作用，即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精神，但由于缺乏深刻的哲学基础，或曰胡适青年时对中国文化的片面理解，也误导了大量的同时代之年轻人。从中国文化之精神角度而言，年轻之胡适可谓了无认识。后期胡适美国留学，所创作之《中国哲学史大纲》可谓在杜威之实用主义及斯宾赛之进化论观点启发之下的对先秦诸子百家之整理与解读，虽有传播中国文化于西方世界之功效及所谓“科学方法”对国内学术界之普及之作用，而其中所蕴含的对中国文化的伤害仍不得不加以提防。及至老年，胡适返璞归真，重新进行“国故”的整理工作，尤其是对儒家的源流及其作用，提出了一些列之新见解新看法，自称一派，可谓胡适之贡献。简而言之，胡适年轻时所极力推崇的“打倒孔家店、提倡白话文”（作者注：此语源于吴虞，胡适力捧之）已经不可置疑地对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大影响，虽有其正面意义，而从更高层面的中西文化对比及其融合的角度，其所产生的负面作用也同样巨大，不可不察。晚年之胡适，虽然其学术研究方法一以贯之，而其对中国文化之认识则更为全面，对儒家之解读有其新的贡献。此篇从这一假设出发，力求罗列事实，说明胡适学术思想对现代中国之价值、意义以及不可忽略之负面作用，以抛砖引玉，待通识君子之详察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