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对中国文化之研究与解读
本章以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及《人心与人生》为主，介绍梁漱溟之中国文化研究成果，关于文化之根本，前已说明，梁氏从人生态度出发，以人类生活三方面之角度分析，结合历史、宗教、哲学等三个层面进行说明，而中国文化自有别于西方与印度两大体系，梁氏认为世界未来之文化当以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学说为其方向，故而本章专门就其关于中国文化之研究进行简单介绍并加以评述。
梁漱溟研究中国文化，从罗列中国文化之特征，诸多学者之解读，再从中国文化之形成与其个性展开，最后总结中国文化之特征以及挖掘中国文化之价值，尤其是孔孟之道与未来中国文化发展之意义。此处我们可以看看梁漱溟对中国文化形成之看法，不同于当时以及现今诸多专家之意见，梁氏认为中国文化之形成乃有着多元之因素，而并非经济或单纯之地理气候等诸因素所造成，梁氏转引黄文山先生引用的吴景超的研究成果，以佐证自己之观点，此处不妨引用如下：
1.同样的生产方式，在不同时间与空间中，与不同的制度及思想并存；
2.文化中别的部分有变动，而在其先找不到生产方式有何变动；
3.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之下，却找到相同的制度及思想。（作者注：梁氏同时引用恩格斯于1890年9月给布洛赫的信中，所指出的仅仅以经济为唯一决定者之纯属荒唐为旁证，言马主义者并非仅仅是简单的经济决定论者）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二章“文化之形成及其个性”
梁漱溟进而总结中国文化特征，得出以下结论：
1.中国人缺乏集团生活；
2.中国人是伦理本位的社会；
3.以道德代宗教；
4.中国自古并无阶级之划分与存在；
5.中国一直未见国家之概念，或曰一直在国家与天下概念之间摇摆；
6.中国文化乃一早熟之文化，此一早熟带来中国科学与民主之缺失。
以上仅仅是对梁漱溟关于中国文化之一大概看法，而其中中国文化之优劣可略观一二，而关于未来中国文化之复兴以及其对世界文化之指导意义又当何解，此处略加论述，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第七章“中国民族精神所在”中言：
中国古人却正有见于人类生命之和谐。——人自身是和谐的（梁注：所谓“无礼之礼，无声之礼”指此）；人与人是和谐的（梁注：所谓“能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者指此）；以人为中心的整个宇宙是和谐的（所以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等等）。儒家对于宇宙人生，总不胜其赞叹；对于人总看得十分可贵；特别是他实际上对于人总是信赖，而从来不曾把人当成问题，要寻觅什么办法。
此和谐之点，即清明安和之心，即理性。一切生物均陷于“有对”之中，唯人类则以“有对”超进于“无对”。清明也，和谐也，皆得之于此。果然有见于此，自尔无疑。若其无见，寻求不到。盖清明不清明，和谐不和谐，都是生命自身的事……但要晓得，问题在人；问题之解决仍在人自己，不能外求；不信赖人又怎样？信赖神吗？信赖国家吗？或信赖……吗？西洋人如此，中国人不如此。
梁漱溟所言的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宇宙之关系问题，乃是中外古今一切宗教与哲学所力图解决的问题，从此意义言之，则此三种关系当有一疏离之本性与融合之冲动方得以成立，此处，我们引用台湾思想家韦政通先生的言论作为旁证，以资对梁漱溟对中国文化研究之理解有所裨益焉。韦政通在《从疏离问题看中国哲人的智慧》中，提出一基本假设：
人类的文化，是沿着三种不同的关系在演进：第一种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第二种是人与人的关系；第三种是人与自己的关系。这三种关系的成立，是基于人类一项基本的特质：人，生而疏离。
韦政通此段言论，可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梁漱溟关于中国文化之卓越之一面，即在于其可以帮助我们解决此三种疏离方面提供莫大的思想以及心灵智慧。当然，梁漱溟所认为中国文化之核心当在乎儒家之学说，下面略论之。
梁漱溟分理智、理性与本能三个概念来说明儒家精神之重要，简而言之，梁氏所认为之理智，乃在于探求物质之理之能力；而理性则是控制自己感情及理智之能力，即发扬或抑制本能中理智与感情之能力；本能则完全乃人类本性之勃发，此处当然更多指人类中动物性之一面。梁漱溟认为儒家精神之重要，即在于对理性的挖掘与提倡。梁漱溟进而说道：
儒家盖认为人生的意义价值，在不断自觉地向上实践他所看到的理。宽泛言之，人生向上有多条途：严格地讲，唯此为真向上。此须分两步来说明：第一，人类凡有所创造，皆为向上。盖唯以人类生活不同乎物类之“就是这么一回事”也，其前途乃有无限地开展。有见于外之开展，则为人类文化之迁进无已；古今一切文物制度之发明创造，以至于今后理想社会之实现，皆属之。有存乎内之开展，则为人心日造乎开大通透深细敏活而映现之理亦无尽。此自通常所见教育上之成就者，以至古今东西各学派各宗教之修养功夫所成者，皆属之。前者之创造在生命本身……第二，当下一念向上，别无所取，乃为真向上……念念不离当下，唯义所在，无所取求。古语所谓圣人“人伦之至”者，正以此理不外伦理也。
……
人莫不有理性，而人心之振靡，人情之厚薄，则人人不同；同一人而时时不同。无见于理性之心理学家，其难为测验者在此。有见于理性之中国古人，其不能不兢兢勉励者在此。唯中国古人之有见于理性也，以为“是天之所予我者”，人生之意义价值在焉。外是而求之，无有也已！不此之求，奚择于禽兽？在他看去，所谓学问，应当就是讲求这个的，舍是无学问。所谓教育，应当就是教育培养这个的，舍是无教育。乃至政治，亦不能舍是。所以他纳国家于伦理，合法律于道德，而以教化代政治（政教合一）。自周孔以来二三千年，中国文化趋重在此，几乎集全力以倾注于一点。假如中国人有其长处，其长处不能舍是而他求。假如中国人有其所短，其所短亦必坐此而致……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
以上为梁漱溟对中国文化特点之总结，以及中国文化之核心精神之解读。儒家文化为中国文化之重要组成部分，梁漱溟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儒家之解读，梁漱溟研究一切学问之出发点在于其能否有拯救人心以及改造社会之效果，从此种意义而言，梁漱溟对儒家文化当然更加倾向于儒家文化之实用一面，此种实用性，当然并非仅仅指操作层面或技术层面，更重要的是此种文化从历史、经济、政治哲学等诸方面对中国社会之影响，以及对未来中国乃至世界文化之贡献。因而，梁漱溟强调儒家创始人孔子的诸种精神，比如孔子的仁爱精神，孔子的对生的赞美，孔子不认定的态度，孔子之以任直觉，孔子之生活之乐等，中国儒家的种种思想，梁漱溟均归结于中国形而上学之特色，一为问题不同于西洋及印度，中国古代不曾将问题绝对化，即唯心与唯物、一元与多元之对立，二为中国儒家之核心在讲求变化或变通，其中儒家所言之中庸之道，梁漱溟最为推崇，梁漱溟总结道，中国文化“明明于直觉的自然求中之外，更以理智有一种拣择的求中。双、调和、平衡、中，都是孔家的根本思想”。梁漱溟进而总结道，中国儒家所谓的道路，是一种“双”的路，梁氏言：
1.似可以说是由乎内的，一任直觉的，直对前境的，自然流行而求中的，只是一往的；
2.似可以说是兼顾外的，兼用理智的，离开前境的，有所拣择而求中的，一往一返的。
梁漱溟在此基础上，认为从生活之角度，中国文化可以从下边三个方面来理解：
1.物质生活方面。中国人虽不能像孔子所谓“自得”，却是很少向前要求有所取得的意思。他很安分知足，享受他眼前所有的那一点，而不作新的奢望，所以其物质生活始终是简单朴素，没有那种发明创造。此在其结果不好的一面看，则为物质文明之不发达，乃至有时且受自然界之压迫——如水旱种种天灾。盖此种知足的、容忍的态度，在人类初期文化——前所谓第一项还未曾解决时，实在不甚相宜，因为在此时是要先图生存的，当然不能不抗天行；又且物质上的不进步并不单是一个物质的不进步，一切的文物制度也都因此不得开发出来。此其弊害，诚不胜说。然在其结果之好的一方面看，则吾人虽有此许多失败，而却有莫大之大幸。因为从此种态度即不会产生西洋近世的经济状况。西洋近百年来的经济变迁，表面非常富丽，而骨子里其人苦痛甚深……
2.社会生活方面。孔子的伦理，实寓有他所谓掣矩之道在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总使两方面调和相济，并不是专压迫一方面的——若偏欹一方就与他从形而上学来的道理不合，却是结果必不能如孔子之意，全成了一方面的压迫。这一半由于古代相传的礼法。自然难免此种倾向。而此种礼法因孔家承受礼法以为维持，而此种礼法亦籍儒家而得维系长久不倒；一半由中国人总是持容忍的态度，对自然如此，对人亦然，绝无西洋对待抗争的态度；所以使古代的制度始终没有改革。似乎宋以前这种束缚还不十分厉害，宋以后所谓名教者又变本加厉，此亦不能为之曲讳。数千年以来使吾人不能从种种在上的威权解放而得自由；个性不得伸展，社会性亦不得发达，这是我们人生上一个最大的不及西洋之处。然虽在这一面有如此之失败不利，却是自他一面看去又很胜利。我们前曾说过西洋人是先有我的观念，才要求本性权利，才得到个性伸展的。但从此各个人间的彼此界限要划得很清，开口就是权力义务、法律关系，谁同谁都要算账，……这样生活实在不合理，实在太苦。
3.精神生活方面。人多以为中国人在这一面是可以比较西洋人见长的地方，其实大大不然；中国人在这一面实在是失败的……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四章
以上为梁漱溟所总结的中国人在儒家文化影响之下的生活的三个层面，从梁氏以上言论可知，梁氏虽然对儒家文化极为推崇，但此处仍然指出其不足之处，其中，梁氏所侧重的当然是中国文化中可以补救西方文化不足之一面，当然，梁氏立足于此，其前提是看到西方文化之影响及输入已成事实，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为避免其可能所带来的负面作用，梁氏侧重于中国儒家文化之核心价值以及其所带给人们的生活上的好处之一面。梁漱溟从儒家文化实用之一面出发，带来梁氏对儒家文化解读中极具梁氏特色之解读，那就是梁漱溟对儒家《礼运》大同篇之质疑，梁氏言：
我在民国五年夏天的时候，曾把孔家经籍都翻一遍，自觉颇得其意，按之于书，似无不合；只有《礼运》大同一篇话看着刺眼，觉得大不对。他说什么大同小康，分别这个不如那个好，言之津津有味，实在太鄙！这还是认定外面有所希望计较的态度，绝不合孔子之意。
梁漱溟对儒家大同说之批评，正是基于其对儒家“中庸”之道之理解以及儒家关注现实人生之一面，同时，梁漱溟错误地认为佛家无执观念与儒家相同，可以理解为其受佛教思想影响至深。简而言之，儒家既有其注重现实之一面，同时也有其理想主义之一面，梁氏从现实之一面以及自己理解的“中庸”精神反对以至怀疑儒家之“大同说”，在我看来，实际上是对儒家精髓理解不够全面，以至于忽略了儒家之理想主义之一面。从此意义而言，将梁漱溟推崇为“新儒家开山人物”则颇为不当了。
梁漱溟从中西文化比较之角度，经过对人生态度、人类生活之三方面，辅之以历史、宗教、哲学、心理学等多个领域之探讨，以便求得身心解脱以及救世济民之方法，其所有的研究成果，根据梁漱溟之自述，必然促成其人生之实践。如果说，梁漱溟之文化研究为其学问之体，则其乡村建设方面的理论则为其学问之用，因而，为了更完整了解其学术贡献及其人生成就，下面简单介绍其乡村建设方面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