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对文学作品中人物情感之挖掘及评述

梁启超对文学研究之最大贡献应该在于其对人物情感之挖掘，并常常将此居于首位。梁启超在《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中说道：“情感的性质是本能的，但他的力量，能引人到超本能的境界；情感的性质是现在的，但他的力量，能引人到超现在的境界。我们想入到生命之奥，把我的思想行为和我的生命迸合为一，把我的生命和宇宙和众生迸合为一，除却通过情感这一个阀门，别无他路。”梁启超通过这段话，揭示了文学作品的魅力所在，尤其是中国文学之奥秘，常常将情感与意境合二为一，超越现实而能流传千古，概人性中最凄美、最善良、最悲壮、最忧伤、最欢喜之情感古今一也，而文学便是弘扬或表达此种人性最好的手段之一，也是好的文学作品流芳百世而不朽之原因。所谓“诗言志”“诗为心声”。中国文化不同于希腊、印度、埃及等需通过诸神的力量，或通过冥想而进入天国，人们总是将人类之情感不断发掘完善，或用之于修身养性，或用之于治理国家，此乃中国文学与政治、历史之间总有着割不断的联系的原因，这也是梁启超何以通过史学而进入文学研究的奥秘之所在。梁启超在评价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这首诗时，指出历来描写欢喜之情之诗文往往难于描写悲情之诗文，而此首诗，虽“处处声病”，然其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之情，溢于言表。给予高度肯定与赞赏。反观现实许多诗词爱好者，辄以“平仄”为诗词之本，看看唐代最著名律诗之代表杜甫的这首诗，便可知“末流之学”之余毒。爱好诗词者可从中仔细体会。

除对杜圣之诗作分门别类之研究外，梁启超尚花大量篇幅从王逸《楚辞章句》、洪兴祖《楚辞补注》等考证屈原之作品，并纠偏补漏，最后指出屈原不仅仅有着雄奇瑰丽的想象力，其玄思哲理之高度也叹为观止，当然，从屈原之《天问》可见一斑。

而对陶渊明之研究可看出梁启超精神之博大，指出陶氏“冲远高洁”之品质并详细论证。现今诗人常常将西哲海德格尔的“诗意的栖居”挂在嘴边，看看陶渊明，方知国人之精神气度已早于西方千余年而被人忘却，岂不可叹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