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之考证（考据）之学
此题目下不是讲述王国维的考据之方法，而是着重其在其考据方法之下所得之诸种成果，为避免庞杂无序，我们可将其分为以下三个方面，分别是“文字及音韵考证等学”、“史学”、“经籍及历代书目校注及评点”等。
1.文字音韵考证
中国的文字传说自皇帝史官仓颉所造，后世有周宣王太史籀续之，史称籀文。秦时丞相李斯、赵高、史游改造成篆体，即后世之小篆。汉时篆隶并行，延续两千余年。其间之假借、转注等不可胜数。字音字义之变化莫可名状。故而历代有专治小学者（作者注：古时本为识字教育，后期则成研究音韵、字型、训诂等一门学问）。章太炎在《国史概论》中言，若欲研究国学，必通小学。此乃清朝诸多朴学大师毕其一生所研究之问题，成果多多。所以说到王国维的文字、音韵之学，必须清楚此乃清学之自然传承。王国维传承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后期之孙诒让、罗振玉为其直接之传承。当时之中国，因出土大量殷墟甲骨及钟鼎古器，提供了历代研究者所未曾直接接触到的真实史料。其中包括了许多殷商、西东周时期的文字，为研究者们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王国维进入文字与训诂方面的研究，得益于罗振玉的指导，但后期王国维在此方面的天才渐渐显露，以至于罗振玉也称赞其必超二王及段氏。王国维的文字学方面的研究，其范围大概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甲骨、钟鼎等古器方面的文字研究
说到甲骨文，不能不提到甲骨文的发现者王懿荣，王懿荣为清光绪年间之国学编修，任国子监祭酒。好古币、玺印等。患疟疾时从龙骨中发现刻痕而受到启发，后从同乡处购得大量甲骨碎片，潜心钻研，为中国发现并辨认甲骨文之第一人。王懿荣熟稔经史子集，学问等身，八国联军入京时，投井而亡。其气节风骨尤为可敬。后期刘鹗传承王氏之学，搜罗更多甲骨残片，并整理拓片结集，著《铁云藏龟》一书，为甲骨文之早期研究专著。
王国维研究甲骨金石等，主要是结识罗振玉后，由其引导入门。罗振玉乃当时大收藏家、金石学家、考古学家、敦煌学家，藏有诸多金石、甲骨、古籍、档案等收藏品。王国维之学术研究一乃罗振玉邀其帮忙，二者罗振玉收藏的大量古器物、古籍、敦煌文献、齐鲁封泥、前清档案等为王国维提供了大量的研究资料。
罗振玉在甲骨文方面的研究主要是考证出大约一千字左右之甲骨文（其中尚有少量存疑），同时，考证出其出处为河南安阳小屯殷墟墓地，并根据史料记载考证出甲骨文大量出自殷商占卜刻辞。王国维曾作为其助手，帮助罗氏著书《殷虚书契》、《殷虚书契续编》。王国维独立研究之甲骨文、金文等方面的内容主要有：《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对其中殷商时期内的历代君王之名姓进行了考证，并指出其立名之规则，大概殷商时期之帝名大都以时间起名。王国维所考证的帝王名姓者有：喾、相土、季（为王亥之父冥）、王亥、王恒、上甲、报丁、报丙、报乙、主壬、主癸、大乙、唐、羊甲、祖某、父某、兄某、多后（毓、后、後在甲骨文中为一字）、中宗祖乙（王氏指出竹书纪年之记载祖乙号中宗为正确，而《古文尚书》（伪）、大示、二示、三示、四示（示字为殷商时期先公先王之通称）则不正确等）。
而其中王国维考证出殷商时期大多以时间起名，引述如下，为其文字考证学之外一贡献耳，他处不再引述：
卜辞言王亥者九，其二有祭日，皆以辛亥，与祭大乙用乙日，祭大甲用甲日同例。是王亥确为殷人以辰为名之始，犹上甲微之为以日为名之始也。然观殷人之名，即不用日辰者，亦取于时为多。自契以下，若昭明，若昌若，若冥，皆含朝暮明晦之意，而王恒之名，亦取象于月弦，是以时为名为号者，乃殷俗也。夏后氏之以日为名者，有孔甲，有履癸，要在王亥及上甲之后矣。
王国维对金文之考证研究主要散见其多篇文章中，大都被收录在《观堂集林》（或可参考浙江教育出版社编纂之《王国维全集》第八卷及第十一卷等）。其中王国维对青铜古器等铭文之研究有关于毛公鼎、散氏盘、可钟可鼎、秦虎符、隋铜虎符等。此处不再详述，可参见其《观堂集林》中诸篇。对古器名之研究见其《说斝》、《说觥》、《说盉》、《说彝》、《说俎上说俎下》、《说珏朋》等。王国维同时对各种古器的或形制，或演变，或字体等进行了充分的说明。同时，对自宋以降之古器名目之分类做了说明：
王国维在《说俎上》中讲到：传世古器，乐器如钟、磬，煑器如鼎、鬲、甗，脯器如豆，黍稷器如敦与簠、簋，酒器如尊、壶、卣、罍、勺、爵、觚、角、觯、斝、盉，洗器如盘、匜，兵器如戈、戟、矛、剑，世皆有之。唯俎用木为之，岁久腐朽，是以形制无传焉。
王国维在《说觥》中写道：凡传世古礼器之名，皆宋人所定也。曰钟、曰鼎、曰甗、曰鬲、曰敦、曰簠、曰簋、曰尊、曰壶、曰盉、曰盘、曰匜、曰盦，皆古器自载其名，而宋人因以名之者也；曰爵、曰觚、曰觯、曰角、曰斝，古器铭辞中均无明文，但宋人但以大小之差定之……。
王国维所总结的以上青铜器名称之由来，在青铜器研究者来讲，乃常识耳，但今重新略记，乃一普及青铜器知识也！
此处再举例王国维对“环玦”之研究，可进一步认识其研究风格。王国维最初以为“环”者乃一玉而成，后发现有三种玉器共组成之环，随定义其初始“环者，乃三玉而成”，缺一、二玉者，即为玦。后期，人们贪图方便，环、玦皆一玉而成。此处，再引申《庄子天下篇》“连环可解也”，方知古时环之制也。可见其研究中，常常旁征博引，从细微处发现问题，并连贯文献以考证之。此乃王氏之一小例也。诚如梁启超所评价之研究方法“极细极密”。
此处再举一例，以进一步说明王国维“二重证据法”之研究方法。王国维对“珏朋”二字，从殷墟出土之字形，分析其渊源流变，最后指出《说文》中“二玉相合为一珏”之误。王国维首先指出《商书·盘庚》中“兹予有乱政同位，具乃贝、玉”，并结合殷墟卜辞中字形演变，论证其殷商是“玉与贝皆货币也”。并大致分类：“车渠之大以为宗器，圭壁之属以为瑞信，皆不以为货币。其用为货币及服御者，皆小玉、小贝。”最后通过甲骨、不同器皿中之金文之演变，论证“珏、朋”同字，并得出结论“五贝一系，二系为朋”，否定了《说文解字》中流传了将近两千年之久的“二玉一珏，五贝一朋”之说法。最后王国维言“文字之学足以考证古制者如此”，诚哉斯言！观王国维诸多研究，此类创建比比皆是。许多困扰学界千余年之问题在王氏之研究之下迎刃而解，岂不天才也欤！
（2）魏石经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王国维的《魏石经考》不仅仅是对古文字的考据，引用其《魏石经残石考》中序言即可管中窥豹：“余于丁巳作魏石经考，据黄县丁氏所藏残石以定魏石经每行字数，又有每行字数推定每碑行数，复以《预览》引《洛阳记》所载碑数及诸经字数参互求之，一定魏石经经数。又排比《隶释》所存残字，为《经文考》、《古文考》，共书二卷。”可知王氏对魏石经之研究范围、研究内容及其研究方法。此处不再一一详述，有兴趣者可参见《观堂集林》及《王国维全集第八卷》、《王国维全集第十一卷》等。
（3）尔雅及说文解字之补注
1）尔雅论
王国维对文字学之研究的另一重要成果是对中国最早的一部关于文字说明的著作《尔雅》的阐发与补注。《尔雅》成书年代及作者不详，历代争论不休，大概以为或为周公所作，或以为孔子门人所作，或以为战国末年所作，或以为西汉时期所作。大都以书中所涉及到的内容来判定。其实，或者早期成之，后人增删不断，故而其说难定。但观《尔雅》一书，当为分类学辞书之滥觞。“尔”者，“迩”也，近也，今也。“雅”者，孔安国注“雅言，证言也”，王念孙解其为“尔乎雅”。关于对《尔雅》一书之解读，王国维开宗明义，既有传承，也有不同，王国维在《尔雅草木虫鱼兽名释例（上）》中说道：
物有雅俗，有古今。《尔雅》一书，为通雅俗、古今之名而作也。其通之也，为之“释”。释雅以俗，释古以今。闻雅名而不知者，知其俗名，斯知雅矣。闻古名而不知者，知其今名，似知古矣。
从以上引述可见，王国维对《尔雅》书名之解释，既不同于孔安国之“正言”之解，也不同于王念孙之“尔乎雅”之见。而是更全面地指出《尔雅》之宗旨。也就是说，所谓文字，传承变迁者时有之，一则为时代所变，二则为官府与民间、或士大夫与普通百姓之雅、俗之别。《尔雅》则通古今之变，同雅俗之别，以义之类别区分之。王国维继续说道：
若雅俗、古今同名，或此有而彼无者，明不足以相释，则以其形释之。草、木、虫、鱼、鸟多异名，故释以名；兽与畜罕异名，故释以形。凡雅俗、古今之名，或同实而异名，或异实而同名，雅与雅同名而异实，则别以俗；俗与俗异名而同实，则同以雅；雅与雅异名而同实，则同以俗。或雅与俗同名异实，则格以雅与俗之异者异之。
以上这段话，可说是王国维对《尔雅》之总概括，由此观之，王国维每每与任何一门学问，总能发其创见，不落前人窠臼。
而王国维具体对《尔雅》中诸多字词之辨析，此处不再多讲。
2）《说文解字》部分字词之重说
王国维对许慎《说文解字》中之诸多字词，根据最新之考据材料，并参考诸多文献，也做了一一订正，大量说明见其多篇文章中，其中王国维认为比较重要的字词，则单独成书，见其《释史》、《释由》、《释辪》、《释翌》、《释旬》、《释物》、《释牡》等。这里仅举两例，让我们一同体会王国维的研究成果。“史”字《说文》曰：“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者，正也。”“又”在甲骨文里为手之演变而成。此注解指出史当为古时之记事之官，此点可参看多种文献参证之。关键是对“中”字之解释。历代治小学者解释多多，有言持简者，有言持薄书者，一直未有定论。此字非常重要，比如说“中国”之概念之由来，这是逃不过去的。王国维参阅诸种文献，并对历代注解者逐一辨析，最后指出“中”乃盛放“筭”字之器具，“筭”即“算”字之来源，根据《周礼》中“大史职”及“大射礼”记载，乃古时君王射箭时以计算之器具，王国维据此推测“中”其实为盛放“筭”之器具而已。后再引申为中正之意。而“史”则根据其考证，古时之所有官职均由“史”官而出。再举一例，王国维考证“物”字最初为“牛”之含义。后期因为牛有杂色，而引申为“杂帛”，最后，再引申为万物之意。从此处可看出，王国维对《说文解字》之诸多字词之渊源流变或言语不详或错误比附者做了广泛的研究与考证，并得出让人信服之充分理由。
3）由文字考证得出之部分史学结论
当然，这里必须强调的是，王国维对文字的研究绝不仅仅局限于其音韵、释义、字型等方面的研究。王氏在研究之中，往往能见微知著，常常从个别文字入手，能得出重大的史学、目录学、版本学、校注学等方面的研究结论。其中部分问题之研究，此处简单述记，一些重大的史学成就则俟后再讲。
比如，王国维在《女子说》中，王氏根据《曲礼》记载“女子许嫁，笄而字”，《说文解字》中诸多女字偏旁之字注为“女字”，王氏参考彝器文字，周朝时“女子有字者十有六焉”指出，古代女子先有字，可见其地位之高。同时，考证指出，“姓”初始专为“女子”，男子则为“氏”，其后演变，姓氏合二为一。可见其从“女子”之记载及与其相关之器皿中文字而得之结论，其博学精微可见一斑。
再比如，由儒家典籍中的今古文经延伸而来的今古文争论，历代不休，但一直未有定论，何者为古文，何者为今文。至王氏出，则面貌全展而后人释然矣。王国维在《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史记所谓古文说》、《汉书所谓古文说》、《说文所谓古文说》、《说文今叙篆文合以古籀说》、《汉时古文本诸经传考》、《两汉古文学家多小学家说》、《蝌蚪文字说》（均见观堂集林第七卷）等指出，所谓古文，有当时东方诸国（六国）之古文，有秦之古文，两者不同。而籀文则可能为识字读物之缪传（此处仅为王氏之观点）。秦统一后，虽改籀文为小篆，但据各种史料推测，古文当有多种版本传世，非后世单纯以儒家解说之个别经书之传承。
再者，王国维对文字演变过程中著名的《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急就篇》等分别做了详细的考证。为了说明王国维对历代文字演变的考证，这里简单介绍中国文字之演变历程。传皇帝史官仓颉为中国造字之祖，后周宣王之太史籀在此基础上，重新确定文字，史称《史籀篇》，后期诸多传承，因地域、方言、转注、假借等之不同，文字音义多有不同。秦时丞相李斯奏请统一文字，罢不与秦文合者，乃作《仓颉篇》七章，而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六章，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七章。后期汉安帝时许慎因当时之体，采百家之言，溯古今之迹，作《说文解字》。后世之治小学者皆宗之。历代注解者多多，至清朝段氏、二王蔚为大观，章太炎则集百家之说，达致高峰。后期殷墟出土大量甲骨及彝器，为文字学之新材料，罗振玉曾搜罗三万余件，为王国维提供了大量研磨机会。王国维以出土之史料与文献互为参正，得出一系列研究成果。而关于文字之起源，指出太史籀之说法可能有误，史籀两字可能出自读物之篇首语《大史籀书》，最后得出《史籀篇》乃周朝时期史官之教学识字启蒙读物。通过对《急就篇》之考证，认为《仓颉篇》、《爰历篇》、《凡将篇》（作者注：司马相如作）等篇首语即被作为文章名，此点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比比皆是，当为正确。而王氏指出，许慎《说文解字》大多取自孔壁中书，故而《说文解字》中许多古文是为六国时期之古文，而《史籀篇》中之文字大都为秦之文字，或言周秦间西土之文字。此乃王氏关于文字流变及古籍之重要发明。
（4）《尚书》、《诗经》、《礼经》等经典版本中之文字注释
1）王国维对古代祭祀制度研究略举
王国维对古代典籍的研究包含了祭祀礼仪、制度、明堂、燕寝等方面的研究，而其中牵涉文字之意义者多多，比如，王氏在对《尚书·洛诰》分析时对“宾”字之说明，说明古人客来于房舍下，必有礼相赠，故而从“贝”。“祼”字从郑玄、许慎等起，至王念孙、段玉裁等人，皆以“祼”为“灌”之义，亦即“灌地敬神”为其一义，王氏考诸《尚书》、大小戴《礼》，指出此字应读为“果”，应为“献”之意。可用于神、人之事等。王氏同时指出，研究古文化者，“当以事实决事实，不当以后期之理论决事实”。诚哉斯言！
2）王国维对古代成语之破解略举
王国维在对古代典籍《尚书》、《诗经》等的研究中感慨古之书难解，尤其是其中之成语。王氏说道：“唐宋之成语，吾得以汉魏六朝人书解之。汉魏之成语，吾得以周秦人书解之。至于诗、书，则书更无古于是者。”道出了古代典籍之难解之原因，也是我们现代人辄以今语今意解古书之诸多偏颇之缘由。至于王氏对《诗经》中部分成语之解读，此处略举几例以说明王氏于古典研究之贡献。比如“遇人不淑”之中的“不淑”，“不淑”现代可能指人物之品行问题，王国维指出古时“不淑”只是表示遭遇不幸而已。王氏引用《曲礼》注中之“如何不淑”加以说明。再比如“陟降”一词，后人多分开理解。王国维指出此乃古时成语，类似于今日之“往来”一语。而“陟降”经过王氏考证，其文字分别由古代所言之“登假”一语演变而来。
（5）音韵学
1）王国维音韵学研究书目名录略举
关于王国维的音韵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编纂的《观堂集林》第八卷中，及其他诸卷中之散篇，此处略记部分题目如下：
《两周金石文韵读》
《唐写本唐韵校记》
《唐写本唐韵残卷校记》
《五声说》
《声类韵集分部说》
《书古文四声韵后》
《唐诸家切韵考》
《唐时韵书部次先后表》
《江氏音学跋》等
2）王国维之《五声说》
王国维对音韵学之研究，涉猎广泛，观其著述，当以《五声说》为最，今简单述记王国维的《五声说》以便管中窥豹，了解其音韵学之大概。王氏于此篇文章中大略概述汉字从古以来之读音变化及历代学人之成就，王国维将中国汉字 的“五声”说，“四声”说 以及“七声”说分别做了简单之说明，王氏指出所谓“五声”即指阳类之平声与阴类之“平、上、去、入”四声。而“四声”说是指将“阴平”与“阳平”合为平声，另与阴类之“上、去、入”等统一成“四声”。所谓“七声”是指将阳类之读音扩展为“上、声、入”与阴类之“上、去、入”再加“平声”统和而成。王国维认为阳平自为一类，与阴平不可通，加诸阴类之“上去入”为三代、秦汉间之五声。此为李登、吕静所言之五声。而南朝宋齐以后四声说大行，五声说式微。王氏考证指出，南朝沈悦等人所撰之《四声谱》应专为文而作，无关音韵。也就是说，南朝后期，音韵大概已演变而为七声。而作文者则大体据四声而作，不多考虑音韵而已，即是阴阳可以互易（指阴平阳平、阴上阳上等），而平仄据此保持即可。王氏总结道此时“五声专以声言，四声乃以声音运用于诗文言”，王国维指出，阴阳分类，始于段氏（段玉裁），“其状此二声之别，亦惟戴氏言之最善”，也就是说，到清戴震之学，关于阴阳分类之描述几达致完美。最后，王氏指出，阳类不当有“上”“去”“入”三声，并引据群经、《楚辞》明辨之，说明后人所言之阳声之“上”“去”大都与“平声”相通。而阴类则大都不能“通协”。
最后，王国维对历代音韵学的研究成果有一番总结，颇为重要，此处引述如下。
3）王国维对历代音韵学研究之总结
尝谓自明以来古韵学之发明有三：一为连江陈氏古本音不同今韵之说，二为戴氏阴阳二声相配之说，开顾、江以后言古韵之端。戴氏之说，孔氏取之以成《诗声类》，……。段氏之说，歙江氏作《唐韵四声正》，虽窃取其义而于其说之根本及其由此说所作之第七至第十四部韵谱，却未之从，后人亦罕留意及此者。
关于音韵学之研究，历代不乏其人，这里仅指出王国维在此领域内之部分贡献，而对于音韵学之其他研究者之成果不再提及，或于他日详述不迟。
2.史学
王国维的史学研究大都与其考据密不可分。也是其自称的“二重证据法”的勤勉执行者。其在史学领域内，贡献多多，这里主要介绍以下几方面的贡献。
（1）殷商历代帝王之考证
王国维利用安阳殷墟出土之大量甲骨，考证出殷商时期之历代帝王，从史料上证明了司马迁于《史记》中所记载之殷商历史的存在，当时胡适、顾颉刚等人以西方学者为尊，片面相信西方诸多历史学家不相信中国历史存在商朝，只将中国历史锁定于《诗经》、《春秋》时期，对《史记》上所记载之夏商之时期统统推测为神话传说。王氏殚精竭虑，执意考证，“信其可信者”，并根究甲骨文之研究，得出商朝历代帝王谱系，大都与《史记》记载相类。除此而外，王国维指出商朝“兄终弟及制”，指出商朝帝王命名法则或以年月日时等时间为主，并对商朝部分帝王之名称之误读进行了考证。
（2）殷周制度论
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堪称王氏史学研究的精华之作，概自王氏之前，历代对殷周研究者，莫不遵从史书，或言其三皇五帝以降之余脉，或言其周公治理作乐之典范，大都承儒家之说，颂明君，擢暴君，而对其制度变迁之意，少有穿透。非不愿也！乃史料阙如者多多，大都不能猜其详，延《春秋》以尊儒教，言《史记》、《汉书》认其史实。或考证先秦典籍至细至微，如汉时郑玄、马融，唐时孔颖达，宋时两程、朱熹，清时惠栋、戴震、阮元诸家。而宋讫发儒家之义理，明末清初始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质疑之言颇多，章实斋、章炳麟继之。对于史学，则有钱大昕、赵翼等孜孜以考证。而对于中国上古制度之深刻剖析者寥寥，自观堂《殷周制度论》出，则殷周之制度变迁，始大明于天下。
为便于说明王氏之学，先摘其片段以解殷周之别：
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都邑者，政治与文化之标征也。自上古以来，帝王之都皆在东方：太皥之虚在陈；大庭氏之库在鲁；黄帝邑于涿鹿之阿；少皥与颛顼之虚皆在鲁、卫；帝喾居亳。唯史言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俱僻在西北，与古帝宅京之处不同。然尧号陶唐氏，而冢在定陶之成阳；舜号有虞氏，而子孙封于梁国之虞县；孟子称舜生卒之地皆在东夷。盖洪水之灾，兖州当其下游，一时或有迁都之事，非定居于西土也。禹时都邑虽无可考，然夏自太康以后以迄后桀，其都邑及他地名之见于经典者，率在东土，与商人错处河、济间，盖数百岁。商有天下，不常厥邑，而前后五迁，不出邦畿千里之内。故自五帝以来，政治文物所自出之都邑，皆在东方。唯周独崛起西土。武王克纣之后，立武庚、置三监而去，未能抚有东土也。逮武庚之乱，始以兵力平定东方，克商践奄，灭国五十。乃建康叔于卫、伯禽于鲁、太公望于齐、召公之子于燕，其余蔡、郕、郜、雍、曹、滕、凡、蒋、邢、茅诸国，棋置于殷之畿内及其侯甸。而齐、鲁、卫三国，以王室懿亲，并有勋伐，居蒲姑、商、奄故地，为诸侯长。又做雒邑为东都，以临东诸侯，而天子仍居丰镐者凡十一世。自五帝以来，都邑之自东方而移于西方，盖自周始。故以族类言之，则虞、夏皆颛顼后，殷、周皆帝喾后，宜殷、周为亲。以地理言之，则虞、夏、商皆居东土，周独起于西方，故夏、商二代文化略同。“洪范九畴”，帝之所以锡禹者，而箕子传之矣。夏之季世，若胤甲、若孔甲、若履癸，始以日为名，而殷人承之矣。文化既尔，政治亦然。周之克殷，灭国五十。又其遗民，或迁之洛邑，或分之鲁、卫诸国。而殷人所伐，不过韦、顾、昆吾、且豕韦之后仍为商伯，昆吾虽亡，而己姓之国仍存于商、周之世。《书·多士》曰：“夏迪简在王庭，有服在百僚。”当属事实。故夏、殷间政治与文物之变革，不似殷、周间之剧烈矣。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又自其表言之，则古圣人之所以取天下及所以守之者，若无以异于后世之帝王；而自其里言之，则其制度文物与其立制之本意，乃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其心术与规摹，迥非后世帝王所能梦见也。
欲观周之所以定天下，必自其制度始矣。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于此。此非穿凿附会之言也，兹篇所论，皆有事实为之根据，试略述之。
从以上引述王国维的两段文字可知，王国维认为中国古代制度变迁之巨者以商周之间为最。从三皇五帝至尧舜时期，中国尚无立子立长之制度，虞舜夏禹乃颛顼后人，而商周乃帝喾之后人，也就是说，虽有尧舜之禅让，但君王之后代则分享其国，当时之制度，以《尚书》洪范九篇记之最祥。周以前之历代都城，大都居于东方，微周独起于西方，灭商而分封诸侯，此乃中国真正之分封制度之始。其所分封者，既有同姓，亦有异姓。其所订立之王位传承，确定了嫡子继承制度。从现在人的眼光来看，实为专制之始，但若从历史之眼光观之，则具有其巨大之进步意义。其一曰社会稳定之礼法确定，其二为道德、人伦之规范从此生焉，影响其后中国数千年之久。王国维进一步通过对殷周甲骨、彝器以及文献之参考，充分论证其论点，堪称翔实可靠。从此点出发，当知中国之文化与中国之体制关系密不可分。当然，绝不是后人所称之为阶级对立之关系，而是中国社会之道德、礼法、人伦规范合为一体并最后走向人们内心世界、成为中国社会独有之价值观念之肇始也。关于其得失，当于历史之眼观之，唯于殷周时期，尚属蛮荒之阶段，人类之文明刚刚露出些许曙光，而周公之贡献将人们从蒙昧、混沌、崇尚鬼神之世界，拉回之人们之现实社会，并确定其行为规范与道德楷模，对中国之历史贡献至大至伟，孔子后期每每感念，实乃有其深刻之道理。而王国维于两千余年后重新还历史以真相，当是其史学研究之最大贡献之一。
关于夏商周等中国上古时期之历史，王国维尚有余下之论述，此处仅列其题目：
《禹》
《商诸臣》
《商之诸侯及都邑》
《说商》
《说亳》
《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
《殷人以日为名之由来》
《商先公先王皆特祭》
《殷先妣皆特祭》
《殷祭》
《外祭》
（3）鬼方昆夷玁狁考、西胡考等
1）鬼方昆夷玁狁考
王国维对上古民族史的研究主要体现在《鬼方昆夷玁狁考》、《西胡考上》、《西胡考下》等作品中，此处简略述记其成果。
上溯上古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人类莫不由部落而后有家族，有家族而后有邦国。中国自三皇五帝始，即为中原部落为大为盛，渐至征伐四夷，降服诸蛮族。而蛮族之名，历代称谓不同，后期则统统称之为皇帝后裔，恕不可考。唯史实之记载，或能连贯其间，思维而得其出处。中原以外诸族，渐渐或与华夏混同，或以武力暴梁，而艳羡于华夏之文化，或篡改其历史，致使后人难辨其真。华夏诸史，则乐于炫其优异，虽实则屈服于其铁蹄之下，而聊以其文化自慰，言其中华文化之包容博大，实乃未尽历史之真实。王国维在《鬼方昆夷玁狁考》中开篇即言：
我国古时有一强梁之外族，其族西自汧、陇而北，东及太行、常山间，中间或分或合，时入侵暴中国。其俗尚武力，而文化之度不及诸夏远甚，又本无文字，或虽有而不与中国同。是以中国之称之也，随世异名，因地殊号，至于后世，或且以丑名加之。其见于商周间者，曰鬼方，曰混夷，曰獯鬻；其在宗周之季，则曰玁狁；入春秋后则谓之戎，继号曰狄；战国以降，又称之曰胡、曰匈奴。综上诸称观之，则曰戎、曰狄者，皆中国人所加之名；曰鬼方、曰混夷、曰獯鬻、曰玁狁、曰胡、曰匈奴者，乃其本名。
从以上所引用的王国维的文字可知，王国维对上古尤其是夏商周时期之中原之外之外族之研究，地域包括西方、西北至北方、东北之广大领域。古时之游牧民族，飘举不定，或逐水草而居，或逢盛茂之部族而劫掠之。王氏之研究，当有其道理。最要者乃王国维紧接着从彝器、甲骨到历代文献反复考证，指出后人诸多不当之处。王国维引用《易》既济、未济之爻辞，有所谓“高宗伐鬼方”等，指出鬼方一词之出处。其后引《诗经》、《竹书纪年》等博文强证。同时指出，历代关于其地域之解说纷纭有异，有言鬼方来自西方，有言西北，有言南方之荆楚，有言出自北方，但大都语焉不详难辨，证据之不足多多。而关于鬼方、混夷，古人分别对待，而后獯鬻、玁狁，则同样划分为二。实则去史远矣。
王国维通过后期出土之彝器，并根据音韵学之发明，考证“鬼方”“玁狁”“獯鬻”实则一指也。而彝器之出土文字也说明其文字名称之演变。至于具体之考证、逻辑之因果，观王氏此文可明。至于其地理、出没之迹，王国维引用《诗经》、《穆天子传》、《逸周书》等分别考证，指出此等民族大都活动于西北、北方等广大领土。
王国维关于上古时期中原以外之民族研究，可谓晚清至民国之先声，其所作之诸结论，大都被认可。至于研究方法，当为其一以贯之之法。为中国后期之民族史研究开一先河。其在中国民族史方面之研究一扫两千余年来之混乱，而自称体系，自称一家，其视野、方法、结论俱为后人之榜样。
2）西胡考
王国维通过对《汉书·西域传》、《山海经》以及佛教典籍如《释迦方志》、《大智度论》等研究，撰《西胡考上》一文，指出西汉时专指匈奴与东胡，东汉时汉人谓西域诸国如罽宾、月氏、大秦诸国，大概涵葱岭之东西诸国等。魏晋六朝续其名称。至六朝以后，释典、史传皆以专指西戎，不包含北狄在内。而“胡”之所由，概源于西域诸国之人多胡须，后以“胡”之名专称其族而已。王氏在《西胡考下》一文中，在研究西胡之来龙去脉基础上，有关于东西征伐及贸易之提炼说明，殊为重要，引述如下，王氏言：
自来西域之地，凡征伐者自东往，贸易者自西来，此皆事实也。太古之事不可知，若有史以来侵入西域者，惟古之希腊、大食，今世之俄罗斯，来自西土。其余若乌孙之徙、大夏之徙、大月氏之徙、匈奴之徙、鞑靼之徙、昭武九姓之徙、突厥之徙、回鹘之徙、蒙古之徙，莫不自东而西。
晚清之时，史学领域内西北之地理史为一热点，进入民国之后，除王国维外，如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及后期之钱穆、吕思勉、陈垣诸人亦多有研究。王国维对西北边疆及其民族之研究，实为传承之关键。而王氏与上段文字之说明，除史学之价值外，亦对治中国文化及哲学者颇多裨益。自古至今，尤其是儒家之流，往往将中华文明塑造成不尚武力，抑或热衷于文化之同化者。而观西北之民族变迁，大都受中原汉人之排挤而后始有西侵之动作，乃其开拓其生存空间之必然也。于是而言，中西文化之交往，即可上溯商周，历代绵绵不绝，而战争实乃文明交往之一途径也。中华自古以来，即有其尚武之精神及武功之卓效，不可不察也。
而西域诸国，如康居乃大月氏之境域，后被汉民族排挤之匈奴战败而西迁。王氏同时考证吐火罗即为大夏，曾居于阗之地。而东方诸民族西迁之事，征伐兼并西方诸国之时，王氏指出，“不过得其政权与兵权，而自成统治者之一级，其时人民之生活仍如故也”，而西域人民，风俗数百年乃至数千年间或有传承。除几次大范围的宗教洗染，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各成一体，以致不同族中渐有其特长风俗，如王氏引用《北史》言：“康国人善商贾，粟特人多诣凉土贩货，大月氏人商贩京师。”而关于大夏之民族，王氏引用《穆天子传》《周书》《管子》《吕氏春秋》等一一考证，指出大夏实乃东方古国，并根据后期之史书，列举其后期之流变。简而言之，王国维不仅仅对西域诸民族之迁徙、形成、地域诸多考证，而尤其对诸民族之特点之形成、东西方之交往之特质有所提炼，至为凝练精辟，将中西文化之交往史上推至商周时期，指出东西方诸民族夹击之下之西域诸族之生活文化特征，实乃极富创见之说明。
（4）古代礼仪乐舞、歌舞考证
王国维关于古代礼乐之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之文章中，见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二，艺林二：
《释乐次》
《周大武乐章考》
《说勺舞象舞》
《说周颂上》
《说周颂下》
《汉以后所传周乐考》
王国维在《释乐次》中首先对周礼有一番总括之言：
凡乐，以金奏始，以金奏终。金奏者，所以迎送宾，亦以优天子、诸侯及宾客，以为行礼及步趋之节也。
王国维在通过对古代典籍如《周礼》、《诗经》、《尚书》等文献之考证，得出周室《天子、诸侯、大夫、士用乐表》，将周礼之关于不同对象、目的、乐器而分其过程（部分礼节省略）为金奏、升歌、管、笙、间歌（歌、笙）、合乐、舞、金奏等，并将《诗经》中《周颂》中部分诗歌与周室之礼乐相对应。而对应不同礼乐及其阶段之内容，王国维指出“周一代之大舞曰大武，其小舞曰勺、曰象”。对《周颂》，古来皆以为尽是舞容，也就是说大都以为是在《周礼》进行过程中“舞”阶段时颂歌合乐而成。王国维指出：
《周颂》三十一篇，惟《维清》为象舞之诗，《昊天有成命》、《武》、《酌》、《桓》、《赉》、《般》为武舞之诗，其余二十四篇为舞诗与否，均无确证。至《清庙》为升歌之诗，《时迈》为金奏之诗，尤可证其非舞曲。
而关于《诗经》中之《商颂》一十二篇，王国维通过对《毛诗》与《韩诗》之考证，兼引《鲁语》、《史记·宋世家》之说，认为具有瑕疵，故而采集诸说，驳其谬而传其真，王氏乃认为《商颂》确为宋戴公时正考父献于平王之诗，但并非正考父所作也。
关于后期周礼之传承，王氏在《汉以后所传周乐考》中有详实之考证，此处不再详述。观王氏后期对于戏剧之研究，实可看出从周礼之乐舞而起，到汉时百戏及唐时杂剧、宋元戏剧，则条理分明矣。
（5）敦煌学
王国维对敦煌学的研究，可谓与罗振玉一道首开先河，其研究敦煌出土之两汉至魏晋时期的木简首先来自英国斯坦因从中国以低价巧取的大量木简之刊行本。其率先确定出土之地大概包括三个地方，分别是敦煌之北、罗布泊之古城、和田等古城遗址。其后，参阅历代史书、游记等如《史记》、《汉书》、《后汉书》、《晋书》、《魏略》、《佛国记》、《括地志》、《沙洲图经》、《水经注》、历代史书之《西域传》等。对所出之不同木简进行了详细的考证，挖掘出大量有关古代民族风俗、制度、官职、钱币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其典型著作包括《流沙坠简》及《敦煌汉简跋》第一至第十四，以及罗布泊、尼雅古城所出土之晋简跋等。
除此而外，王国维尚对敦煌出土之部分残卷，包括佛教经卷、唐写本、宋写本之诸多文书、经书、户籍、古经等残卷进行了细致及创建性之研究。此处不再一一详述。有兴趣者可参考原文。
（6）胡服考
中国历代服饰变化，为史学界之一分科，自古大都散见于诸史书、野史、杂记等，但大都语焉不详，并未成一专门知识。自王国维始，方对其来龙去脉详加考释，为王氏在历史诸多领域内又一创建型发明，也可以说是王国维所开创的一门新学科。中国服饰之变化，有赖于多民族之交互影响，王国维虽然重在考证胡服之于中国之传播，实则可视为王氏对中国自上古至隋唐期间之民族服饰演变之考证，关于王国维对服饰之研究目的，可参见其在《胡服考》之末尾一段文字，王氏言：
此服通行于中国者，千有余年，而沈约乃谓“袴褶之服，不详所起”；沈括知其为胡服，而有以为始于北齐；后人亦无考其渊流及制度者，故备著之。
关于中国服饰之流变，余以为可以两点概括之，其一为实用之原则，在此原则下，或为生产、生活、战争等，比如上古时之“上衣下裳”制，赵武灵王之“胡服骑射”制等。或为表达其社会地位等礼节，比如周朝时天子、公、卿、大夫则各有其制。其二为审美及文化之原则，比如“上玄下黄”之色，北魏孝文帝令鲜卑族着汉服一事。再者，历代之审美情趣之变化，也逐步反映于服饰之变迁，比如唐朝时“褒衣博带”“女子服男服”，清朝时对汉服之改革而成“旗袍”等。王国维之研究可说涵盖以上之总原则，而对于历代服饰之变化，尤其是胡服对于中国服饰之影响说明详实可靠，今略举几例以证之。
关于胡服在中国之实行，实乃赵武灵王之推动，其时之服饰有“冠”“带”之变化，所谓冠之加貂尾或雉、鹖之羽毛，在赵惠文王时流行。而“带”于中国简称“贝带”或“具带”（贝、具通假），也就是说当时中国所用之“带”，大都以贝类为饰。匈奴则以“黄金饰具带”，谓胡人远离海洋，少贝，故而以黄金饰之，后期则汉人用金作钩，兼或以金饰。“袴褶”之服，袴为裤之前身，褶为上衣。汉人初期仅内衣耳，后期则演变而外穿。原因在于古时之衣裳，为乘车之服。男子均着襦裙，后期乃乘马之便而起。汉时延续胡服之便，或仅着其服，或并着冠服，或并着管带。“袴褶”之名起，但仅限士卒之服饰而已。武官者，则常以连体深衣为服。至魏文帝时，驰骋田猎，常服之，后兼被上流社会接纳。而魏晋南北朝者，则服饰兼有袴褶与常衣两种，其中之颜色、装饰、冠带之变化多多，但基本式样已确定矣。至隋唐，而服饰繁盛尤达一高峰。乃源于诸多异族与中国之往来增多，又唐人之气度风韵乃中国自古以来之高峰。关于官员、士卒、女子等，因审美情趣之变化而诸多变通。
（7）商、秦、汉郡之考证
商、秦、汉郡及都城地望之考证，分别见于王国维之《说商》、《说亳》、《说殷》、《秦都邑考》、《秦郡考》、《汉郡考上》、《汉郡考下》等文中，此处不再一一说明，从略。
（8）汉魏博士考证
王国维对汉魏博士考证，与王国维关于今文经、古文经之考证密切相连，前文已大概述及王氏对今文经与古文经之考释，而王国维对汉魏博士制度之考证同样重要，其间纠正国人千余年之错觉者多多，此处仅举数例以说明。
王国维根据《宋书百官志》“博士，班固云秦官。史臣案：六国时往往有博士”一语，考证六国末期，大都设置博士一职，实乃太学，并教授弟子。内容虽不可详考，但大概以六艺为主。秦因之而设置博士，最多时达七十余人。秦时博士一职，涵诗赋、术数、方伎等，既有治六艺者，也有治《黄公》、《七略》等法家者，同时尚有所谓“占梦博士”等。汉朝沿袭秦制，初期博士未必为通经之士，或许为通才未为可知也，人数也与秦时之数目大致相同。至汉文帝时，设“一经博士”，至汉武帝时，设“五经博士”。汉武帝时，罢黜百家，也包含《论语》、《孟子》、《孝经》、《尔雅》等科目。王氏指出，钱大昕所考证之结论虽为正确，然原因有误。王氏指出，汉武帝时，罢黜以上博士并非不为重视之故，实乃汉时小学科目乃包含文字学如《仓颉》、《凡将》、《急就》、《元尚》等部。而《论语》、《孝敬》为中学之科目。六艺方乃大学之科目。王国维总结道：“汉人就学，首学书法，其业成者，得试为史。此一级也。其进则授《尔雅》、《孝敬》、《论语》。有以一师专授者，亦有由经师兼授者也。”王国维所言之“小学”、“中学”、“大学”，乃汉时进学之次第，并非今日之小学、中学、大学。而汉时县、道、郡等所设学校已名之为“校”。乡、聚等学校名之曰“庠”“序”等。从此可知，汉武帝以后，学六艺者，必先熟悉《尔雅》、《论语》、《孝经》诸书。此后千余年，相传未有大变。徒注疏日益繁多，引申繁多，然国学之体从此定矣。
汉初既因秦制置博士一职，后期则人数增删不定，到成帝时，欣羡孔子当时弟子三千，故而增加博士至三千人。王氏在《汉魏博士考》及《汉魏博士提名考》中，分别将历代博士之人名一一考证，兼论及博士内容、俸禄多寡、教学方法、汉魏之学校沿革流变。殊为难得。此处不再一一列举。
（9）两汉魏晋乡亭考证（略）
（10）元朝秘史地名索引（略）
（11）黑鞑事略笺证（略）
（12）蒙鞑备录笺证
王国维《蒙鞑》、《黑鞑》两书为王氏关于蒙古史校注四种之二，本为校注之学，然有别于一般校注文体，更多考释蒙古之种族演变、种类、习性及历史之问题，故而将其列为王氏之史学研究，关于此两篇，实乃诸多考释，内容多多，仅简单述记部分成果，以飨读者：
王国维在《蒙鞑》一书中，首先考证蒙古族之历史，指出“鞑靼始起，地处契丹之西北，族出沙陀别种”（畅按：沙陀为西突厥之一枝，其族为北匈奴之后裔，沙陀在五代时建国后唐、后晋、后汉、北汉等）。现在我们所称呼的蒙古人当时称呼为“鞑靼”，而其种分生鞑靼与熟鞑靼，远离汉地者为“生鞑靼”，大都以渔猎为生，近汉地者为“熟鞑靼”，农耕兼渔猎。生鞑靼又分白黑两种，而当时远离其国者尚有“蒙古斯国”或曰“蒙兀国”，后期被鞑靼吞并，方用其名。而其时之鞑靼，以青草一岁为一年，尚无文字，后期与回鹘通商，兼用其文字，再后期金人之投降者，教授其文字，间杂汉字。蒙古民风淳朴，精神强健。此乃所谓落后文化战胜先进文化之代表。质而言之，从王国维之考证，可知其精神之强健，此乃根本之原因。从此可知，文化与精神尚有背离之存在。此话不表，后期为文者详论。
3.校注及历代著述之点评
王国维的校注书目多多，此处仅列其部分：
《杜环〈经行记〉》
《王延德〈使高昌记〉》
《刘郁〈北使记〉》
《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
《水经注校注》
以上王氏著作，大都涉猎边疆地理及异族风俗等，读来别有趣味，可视作王氏之俗文化及民族问题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