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对中国传统文化之认识
辜鸿铭对中国传统之认识与见解，体现在《中国人的精神》、《中国的妇女》、《中国的语言》、《中国学》等诸篇著述中以及辜氏对儒家经典《论语》、《大学》、《中庸》的英译及介绍中，而其《中国人的精神》一书可谓其最重要之代表作，辜氏对中国传统与对中国文化之认识于此可略见一斑，辜鸿铭强调中国人之精神之伟大之处，显然与当时之时代格格不入，西方诸强国之坚船利炮以及其快速发展之工业及经济一方面是许多西方人引以为傲之根据，同时也是中国当时诸多学人、政客乃至于普通民众艳羡并倾力学习之根源。辜鸿铭却反其道而行之，大力宣传并弘扬中国文化，并总结中国人精神之远超西人之观点，辜氏之根据何在？辜氏对中国文化或曰中国人精神赞誉之目的何在？首先让我们看看辜鸿铭的主要观点。
辜鸿铭在此文首先指出对中国人内在本质的看法，也就是辜氏所言的“中国人的精神”。辜氏言：
但我用中国人的精神，意在指明中国人生存的精神支柱，是一种在本质上与众不同的东西，无论在中国人的心灵、性情还是情操上，它使他区别于其他所有民族，尤其是区别于那些现代的欧洲人和美国人。也许对我们所讨论的主题最恰当的表述就是中国式的人性，或者，用更清晰简短的话来说，就是真正的中国人。
那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人？我确信你们都会赞同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主题，尤其是现在，当我们环顾今日之中国，我们似乎发现，中国式的人性——真正的中国人——即将消失，取而替代他的是一种新型的人性——进步的或现代的中国人。事实上，我建议，在真正的中国人、古老的中国式人性从世上完全消失之前，我们应该最后一次认真审视他，看看我们能否从他身上找到某种在根本上与众不同的东西，使他如此区别于其他所有民族，并有别于今日中国所见的方兴未艾的新型人性。
以上可知，辜氏对中国传统或曰中国文化之理解，以其对中国人之解析开始，而辜氏所言之中国人，并非现代意义的中国人，而是古代或曰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人，更进一步而言，是辜氏理想世界中之中国人，此种理想世界中之中国人，存在于中国古代抑或传统社会中，而辜鸿铭已经敏锐地认识到其理想世界中之中国人或曰传统意义上之中国人行将不存，或曰渐次消失，辜鸿铭此文可谓喧嚣世界之呐喊，可谓物质主义即将盛行于中国前之孤愤之作，辜鸿铭之良苦用心此处已初露端倪。
辜氏以“人”之研究为其突破口，以中国人的精神的解析为其弘扬或曰鼓吹中国文化之开端，可谓其学术思想以及其人生目标之方向性抉择，从此意义言，辜氏之对中国文化之弘扬，必然以人性之归宿为其鹄旳，所不同的是，当时大量学人更多从中国传统以及中国文化挖掘出中国传统或曰中国文化对人性之压抑与桎梏之一面，而辜氏从中国人精神世界中则挖掘出中国文化之优良以及中国人之有别于以及优越于其他民族之所在，在当时之时代，不啻为一大异数，然其中之解读，时至今日，仍颇具价值，今简述之并进而总结其得失。
辜鸿铭总结中国人的精神，首先指出中国人性情之温顺大不同于西方诸国，并同时总结出中国人的温顺来自于两个方面，即智慧与同情心，辜氏言：
我说，中国式的人性给你的总体印象是他的温顺，温顺到无以言表的程度。在对真正的中国人身上这种无以言表的温顺品质进行分析时，你会发现它是两种品质结合的产物，即同情心和智慧。
而中国人具有同情心的秘密，是因为他们完全地或者说几乎完全地过着一种精神生活。中国人全部的生活是一种感情生活——它不是来自身体器官意义上的感觉，也不是来自神经系统意义上的激情，而是情感或是人性友爱意义上的感情，它来自我们本性的最深处——精神和灵魂。甚至，我这里可以说，真正的中国人过着一种情感或者人性友爱的生活，一种灵魂的生活，以至于可能有时过分地忽视了他应该做的事，甚至忽视了生活在这个由身体和灵魂构成的世界上的人维持其感官灵敏性所必需的要求。这就真实地解释了中国人对肮脏的环境、物质上的不便和举止文雅的缺乏为什么如此漠不关心了。
辜鸿铭所言中国人过着一种孩童般的精神生活，辜氏认为此种精神生活虽然导致了科学以及知识论之不足，然同时保证了中国人之永葆青春的生活，而辜鸿铭认为，中国人之精神无疑来源于中国文明，中国之文化传统，而对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当然非儒家莫属，不同于当时对儒家学说批判之主流，辜氏大力赞扬儒家学说，并认为其远高于西方欧洲文明，此乃辜氏对中国人、中国文化以及中国传统之根本观点。辜氏言：
现在我要说的是，欧洲文明，正如贝伦森先生所言之欧洲艺术，是一个为了各自利益而争夺的战场；一方面是科学和艺术为了各自的利益战争不断，另一方面是宗教和哲学的冲突；事实上，这是头脑和心灵——智力和灵魂——不断斗争的残酷战场。在中国文明中，至少在最近的两千四百年间，没有这种冲突。我认为，这就是中国文明和现代欧洲文明的一个很大的根本区别。
辜鸿铭对中国文化之赞美，显然从以上之叙述可见一斑，此段话可从两方面解读，其一，辜氏所言之“文明”可理解为“文化”，因文明更多强调物质之成果，而文化更多强调精神之显现。辜氏所言之中西区别，可理解为学术文化领域之主要特征，不可以现实器物层面之角度理解之。诚然，中国文化强调中庸之美，强调和为贵之理念以及西方对宗教之重视可谓辜氏阐述中西文化之区别之依据。然，此处可见辜氏所言之中国人之精神，其实是一种理想世界或辜氏心灵世界中的中国人之精神，并非完全中国历史或现实之写照，任何文化必有其优，亦必有其劣，当从整体言之，可从不同角度审视之。辜氏此处之说，可见辜鸿铭之本质，在于挖掘中国文化之优而非其劣，辜氏所言，从此种角度方可得以说明，若以现实层面而言，则全然不能把握其学说之核心。而辜氏之成败均在于斯，因其所言之中国文化，往往是理想境界之一面，其现实社会往往大打折扣，比如，其言中国人往往过着一种精神的生活，一种孩童般的生活，而孩童之精神则往往善恶不辨，良莠不分，但从精神层面言之，缺乏正义与真理之关注，也是中国人过于追求温顺所导致之必然结果，同样以辜氏之逻辑，则精神之邪恶往往导致现实之恶，此乃辜氏未曾注意之所在，也是辜氏学说致命缺陷之所在，从此角度而言，辜氏虽力图振兴或弘扬中国文化之精义，然其对中国文化之理解更多偏向于所谓“精神”层面，而辜氏所言之精神，其实更多停留于“性情”之层面，并未对中国人之心灵进行入木之分析，故而，辜氏学说之特点则一目了然。其二，辜氏将文化分判为二，一为头脑（或智力），一为心灵（或曰灵魂），也即是宗教、艺术与科学、哲学两个方面，辜氏认为，西方文化之两个方面则冲突至今，未有解决之道，而中国文化则涵盖全部，已消弭其中之冲突，此处最为重要的是，辜鸿铭认为满足人类心灵的宗教在中国则被儒家所替代。也就是说，依辜氏看来，中国文化中儒家学说完全可以代替西方对基督教之皈依，而儒家学说中道德规范之体系完全可以代替西方之宗教。辜鸿铭关于人类对宗教需要之论述在我看来甚是到位，此处转述如下：
现在，为了理解儒家学说如何取代宗教，我们必须试着找到人类及个人感觉到宗教必须存在的原因。在我看来，人类感觉需要宗教的原因，和需要科学、艺术及哲学的原因相同。因为人类是有灵魂的……。所以我认为，人类感到对宗教的需要，和他们对科学、艺术及哲学的需要出于同样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人是有灵魂的，因为他有灵魂，他才不仅观察现在，也探索过去和未来——不像动物那样只生活在现在——并感受到需要了解他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的神秘。
……
可对于大众来说，他们不是诗人、艺术家、哲学家或者科学家；对于大众来说，他们的生活充满艰辛，而且时时暴露在自然的威胁力量和他们同类痛苦残忍的激情的意外打击之下，能为他们减轻“来自这个未知世界一切沉重的、令人厌烦的负担”的力量是什么？这就是宗教。但是，宗教如何通过给众生以安全感和永恒感来减轻这种负担呢？我认为，宗教是通过给众生以安全感和永恒感来减轻这种负担的。面对自然的威胁力量和他们同类而残忍的激情，面对由此产生的神秘和恐怖，宗教给了众生一个庇护，在这种庇护下他们能够找到安全感；而且这一庇护是对某种超自然的存在，或者是对拥有绝对力量并控制那些威胁他们力量的存在的一种信仰。
以上乃辜氏对宗教之说明，简而言之，辜氏所言宗教之缘起乃源于人类心灵之需求，而辜鸿铭重点尚非在此，其重点在于说明宗教之不足以及中国儒家学说虽非宗教却可以代替宗教之作用。辜氏言：
但是宗教的价值在于它授予人类权力，甚至能够让没有智慧力量和人格力量的民众严格地遵循和服从道德行为准则。不过，宗教是通过什么方法、怎样使人们能够做到这点呢？人们想象宗教通过教导人们信仰神而使人们服从道德行为准则。然而，就想我向你们说明的那样，这是个大错误。使人们真正服从道德律或道德行为的唯一权威是道德感，他们心中的君子之法。孔子说：“游离于人之外的道德律并非道德律。”
辜氏进一步分析，认为宗教的作用是通过唤醒人类的灵感以及强烈的感情而实现，最终通过教会的形式，对宗教创始人的膜拜而诉诸于道德律的实现，辜氏认为其真正的本质乃在于君子之法，而宗教教会以及诸多教义不过是宗教之形式，在西方社会里，宗教是教会宗教，而在中国社会，则体现为“国家宗教”，此种国家宗教是通过学校的方式以及忠君之观念而实现，辜氏言：
……那么，在这里，在学校，在中国的孔子的国家宗教的教会——和其他国家教会宗教的教会之间有一个不同。学校，中国的国家宗教的教会，它确实也像教会宗教里的教会一样，能通过唤醒和点燃人们的灵感或者强烈的情感，让人们遵守道德行为的准则。但是在中国，学校用来唤醒或点燃人们心中这种灵感或者强烈的情感的方法，有别于其他国家的教会宗教里教会所用的那些方法……。
中国的学校，我认为，作为孔子的国家宗教的教会，不是通过激发和唤醒对孔子的赞美、爱和狂热的感觉和情趣，来唤醒和点亮人们必需的灵感或者强烈的情感，以使其遵守道德行为准则的。那么，中国的学校又是如何唤醒和点燃必需的灵感或者强烈的情感来让人们服从道德行为的准则呢？孔子说：“在教育中，感觉和情感是被诗歌的学习所唤醒的；判断力由修养和礼貌而形成；性格的教育通过音乐的学习来完成。”（译者著：即“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辜氏以上所言，乃在于从对文化之分判之一方面，即人类心灵之需求之角度，阐述西方之宗教与中国之儒家思想对于中西社会之作用，就其对人类心灵之满足，激发其人类灵感或强烈之感情之角度而言则相同，然一者以通过对偶像之崇拜来完成，一者则通过儒家经典之教化而完成。辜氏此说，必然导致其逻辑上之结论，即，西方虽有宗教之信仰，然由于其偶像之崇拜，则造成心灵与头脑以及科学与艺术之间之对立与冲突。而中国文化则消弭此一矛盾与冲突，当然，辜氏从此种消弭中则弘扬中国文化之优越之一面。就其实质而言，西方文化中，虽心灵与头脑判然为二，然客观上造成其知识系统之发达，近代科学之勃兴。其中之优劣得失，当不可以一面之词括其然，就人生之态度抑或心灵之和谐，中国文化当有其妙，然就科学之进步与生活之满足，则西方文化自有其长。辜氏之评判，当然有其固有之理念，一言以蔽之，则在于其充分发掘中国文化之优势，此种优势，辜氏不仅仅从学术文化之角度而展开，而对于其对人类生活抑或政治制度之特点，辜氏进一步剖析其原委，辜氏进而肯定儒家文化之忠君思想与纳妾制度。此又当何论？辜氏言：
现在，我已经给你们解释了为什么自孔子时代以来的两千五百年间在中国文明中没有心灵和头脑的冲突。没有这类冲突的原因是中国人，就连中国的大众百姓，都没有感到对宗教的需求——我指的是欧洲字面意义上的宗教；而中国人没有感到对宗教的需求，是因为中国人在儒家学说里有某种能够代替宗教的东西。那种东西，我已经向你们解释过，就是忠君的绝对责任的原则，是孔子在他给中华民族的国家宗教里教导的被称为名分大义的荣誉法典。我认为，孔子对中国人民最伟大的贡献，是给予了他们这种国家宗教，他在其中教导了他们忠君的绝对责任。
——以上均选自李晨曦译辜鸿铭著《中国人的精神》
辜鸿铭从中国人的精神中研判中国文化之妙，再进而得出中国文化中儒家之作用等同甚至于超越西方宗教之价值与作用，此乃辜氏仅就理想世界而言，而此种理想世界之精神与文化落入现实社会的途径则必然归结于社会制度的选择，辜氏此处显然没有将理想世界之价值与现实社会政治制度之关系作一清晰理智之分析，反而将君主专制制度设定为一中国人精神之根本，此乃辜氏之谬。然从历史长河而言，辜氏之分析可理解为中国何以长达两千余年之君主制之存在之一面，乃在于深受儒家思想并将扭曲为政治理念之学术保证。此乃中国政治之数千年之特色。辜鸿铭将儒家思想简单理解为政治上之绝对忠君思想显然为其学术不足之处，关于此点，原因在于辜氏仅仅从社会稳定以及心灵和谐之角度而展开论述，这也是辜鸿铭对儒家学说之理解不够到位与全面之表现，辜鸿铭分文化为心灵与头脑之两途，将中国学术尤其是儒家文化之核心等同于西方宗教之作用，以及中国人之精神世界得以形成之根据，并将此理想世界之人格返归于现实政治之制度，此乃辜氏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之最大特点。其中的得失必追究其逻辑与学术角度，理解其学术思想之目的方可以得以全面解读。辜氏何以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而于当时对中国文化之大力批判之忠君思想以及纳妾制度等方面仍然极力维护，即是与同时代对中国文化之挖掘者之思路全然不同，关于对辜鸿铭学术思想之进一步分析，则有赖于对其儒家思想之解读，因此，下节将重点分析并研判辜氏之儒家说，在分析其儒家学说之前，需先看看其对中国妇女之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