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学术研究方法

我们先看看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自序中一段话：

就在为中国问题而劳攘奔走之前若后，必有我的主见与心得。原来此一现实问题，中国人谁不身预其间？但或则不著不察；或则多一些感触，多一些反省。多感触多反省之后，其思想行动便有不得苟同于人者。纵不形见于外，而其衷之所存，未许一例相看。是之谓有主见，是之谓有心得。我便是从感触而发为行动，从行动而有心得，积心得而为主见，从主见更有行动；……如是辗转增上，循环累进而不已。其间未尝不读书。但读书，只在这里面读书；为学，只在这里面为学。不是泛泛地读，泛泛地学。至于今日，在见解思想上，其所入愈深，其体系滋大，吾虽欲自味其所知以从他人，其可得乎！

说我今日见解思想，一切产生于问题剌激，行动反应之间，自是不错。然却须知，尽受逼于现实问题之下，劳攘于现实问题之中，是产不出什么深刻见解思想的；还要能超出其外，静心以观之，才行。

于是就要叙明我少年时，在感受中国问题剌激稍后，又曾于人生问题深有感触，反复穷究，不能自已。（1）（人生问题之烦闷约始于十七岁时，至二十岁而倾心于出世，寻求佛法。）人生问题较之当前中国问题远为广泛、根本、深澈。这样便不为现实问题之所囿。自己回顾过去四十余年，总在这两问题中沉思，时而趋重于此，时而趋重于彼，辗转起伏虽无一定，而此牵彼引，恰好相资为用。并且我是既好动又能静的人。一生之中，时而劳攘奔走，时而退处静思，动静相间，三番五次不止。（2）（过去完全静下来自修思考，有三时期：（一）在1912年后至1916年前；（二）在1925年春至1928年春；（三）在1946年退出国内和谈至今天。）是以动不盲动，想不空想。其幸免于随俗浅薄者，赖有此也。

就以人生问题之烦闷不解，令我不知不觉走向哲学，出入乎东西百家。然一旦于人生道理若有所会，则亦不复多求。假如视哲学为人人应该懂得一点的学问，则我正是这样懂得一点而已。这是与专门治哲学的人不同处。又当其沉潜于人生问题，反复乎出世与入世，其所致力者，盖不徒在见闻思辨之内；见闻思辨而外，大有事在。这又是与一般哲学家不同处。异同得失，且置勿论。卒之，对人生问题我有了我的见解思想，更有了我今日的为人行事。同样地，以中国问题几十年来之急切不得解决，使我不能不有所行动，并耽玩于政治、经济、历史、社会文化诸学。然一旦于中国前途出路若有所见，则亦不复以学问为事。究竟什么算学问，什么不算学问，且置勿论。卒之，对中国问题我有了我的见解思想，更有了今日我的主张和行动。

梁漱溟以上所言，可知其学术研究方法之要，约略为三，其一为发端于现实而又超越于现实。其二为出入百家，融会中西，也即是说其学术研究方法中自始至终贯穿中西比较之方法。其三为为我所用，梁氏一切学问之目的即在于解决人生问题，此包括两方面之含义，一为自我之身心安顿之学，二为民族国家人类前途之出路之学。理解梁氏学术研究方法中之三个方面，方可以进一步领会并掌握其学术思想及其社会实践。

梁漱溟之为学并非“为学问而学问”之学，也并非某党某派之学，而是立主探究人生、社会、世界之本质，明了其渊源流变，知悉中西方之优劣长短，进而融会其间，得出其结论，并在其研究结论之基础之上，深入实践，此乃梁氏学术研究之有别于他者之特点。

在介绍梁氏学术研究之分段以及其学术研究之方法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对其学术研究及其成果进行剖析与评判，下面分别就其佛学、中西文化比较、中国文化研究以及其乡村建设理论逐一辨析，以明其得失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