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佛学研究目的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里总结佛学为清学之一伏流，说道：

前清佛学极衰微，高僧已不多；即有，亦于思想界无关系……西洋哲学既输入，则对于印度哲学，自然引起连带的兴味。而我国人历史上与此系之哲学因缘极深，研究自较易，且亦对于全世界文化应负此种天职，有志者颇思自任焉。

梁启超在《结集〈婆娑〉异说订讹四则》中说道：

以《婆娑》之委曲繁重，虽当时印度笃学之士，犹且累年不能殚其业，况在我国，其于此种哲理之素养，本自缺乏，又经重译之后，术语迷离，文辞诘蘜，开卷数行，则已恐卧，加以黜在小乘，动遭轻蔑，彼号称佛弟子者，一声弥陀，几条公案，便以大乘慧业自命……

上述第一段文字说明梁启超认为佛学实有裨益于全人类，“有志者颇思自任焉”，而梁任公“喜欢研究佛教”“愿夙好治佛学史”，实乃梁启超力图挖掘佛教思想有利于世界文化者为己任。而第二段引述梁启超关于《大毗婆娑》（作者注：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经典，大乘《唯识论》渊源之一）的说明，国人多有不明，同时指出国内自隋唐以降千余年来“空谈佛性”者多多，而认真研究者却少之又少。梁启超研究佛学盖欲弥补国内学界之不足。此乃梁启超研究佛学之两个重要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