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之评价

梁启超的学术思想如以上所述，其意义也简练述及，人们可能顿生疑虑，何以梁启超能在如此混乱之年代，在大量的政治活动、报刊主编、逃亡日本、游历欧美之际，仍能创作不倦，并且其多项学术成果均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中国自晚清到民国时的社会思潮及学术研究产生重大影响。又缘何在解放后仅仅被视之为政治人物，其成果往往被限定在“百日维新”之阶段，时至今日，仍有权威学者以“资产阶级改良家”来称呼，或者被仅仅认为一历史上的失败的政治人物，而不承认其“学术地位”，甚至于以一言而定其统续，说梁启超并非“思想家”。或者，诸多学者谈到梁启超时仍然以“善变”作为其道德及政治上之恶名，哀哉！原因何在？对梁启超的全面认识该从何入手？除了对梁启超的学术思想进行重新的解读外，对梁启超的“道德”评价到底该如何研判？梁启超本人对现在的中国包括学界及政界又有着怎样的价值？

余试论之。

冠梁启超以“恶名”，指斥其善变者，似乎有着充足的理由。梁启超同康有为一道，发动“公车上书”及“百日维新”，从此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宣扬“维新”价值，此后，与康有为逃亡日本，随后又与康决裂，并同章太炎、孙中山等人之“革命主义”针锋相对，坚决主张中国应以改良为主，其后，组建“进步党”并任党魁，又与“百日维新”期间叛变自己的袁世凯合作，入住内阁。后来再在袁世凯称帝时，率先倒戈，发表《异哉所谓国体之问题》一文，此文一出，袁氏旋即倒台，实不亚于千军万马。后又与段祺瑞合作，最后游历欧美，潜心佛学，不问“国体”。梁启超果真是“不忠不义”之人乎？

中国社会几千年来，一直以宗法及家族为纽带，故而，对家族的效忠被确立为道德标准，而大一统形成之后，此种“效忠”又被强加于对皇帝的无限忠诚。后来，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人们之间的交往打破了家庭的纽带，而社会的发展也导致了人们在思想、观念领域的不同。最后，政党得以成立，学术团体得以成立。而中华文明的“道德”基因被自然而然地延伸至政党及学党之中。若站在政治团体及学术团体的立场，梁启超当然被人非议，此其之所以被冠之以恶名的根本原因。人们根本不问其立场之出发点，若纯以个人利益为上，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者，当然被责之有理，但若为了民族大义，国家大义，文化大义而依然选择求真理之一途，则完全不能以此种道德来要求之。后人不辨其理，不问青红，续前人之唾液，辱贤者于无辜，实在是今日之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