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的精神内核

以上论及王国维的学术成就、学术研究思想及方法，以及王国维学术贡献之再评价，在此基础上，我们有一逻辑上之要求，即何以王国维能在其有生之年做出如此巨大的学术贡献，又何以最终投湖自尽，而王国维之学术成就及方法之传承者则寥寥无几，这些问题，如果作为一学术课题，可能需花费巨大精力，搜罗大量资料并进行详细之推理，也未必能窥其真要？此处简单论及如下。

孔子很早就指出人之不同，既有“君子和而不同”之说，也有“上智与下愚不移”之说，到魏晋时期之“九品制”则建基于人之才性之不同，唐时韩愈亦提出“性分三品，情分三品”之说，我们首先要承认人之差别，此种差别既可能是“性情”之不同，也可能是“德才”之不同，由于不同，故而有高下之分，王国维无疑具天才人物之特质，这种特质不仅仅表现在“性情”方面，也表现在“德才”方面，正是由于其完全不同于或远远超出常人的“德、才、性、情”，方能做出巨大的学术贡献。

王国维的天才之处，只能以王国维之精神内核来作解释，其一为王氏的家学及家族传统，乃是对中国文化及中国礼制之尊崇，王氏从小即喜看史书、杂记，后期在日本流亡期间精研《十三经注疏》可见一斑。其二，王氏之性格中有其自我介绍的“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之特点，由于其并不善言谈，或曰不苟言笑，专注于自己的学术研究，而在种种之研究中，王国维必将兴趣作为最大之推动力，以“为学术而学术”，从不做任何自我限制，其“学无中西，学无古今，学无实用不实用”即是最好的说明，也是陈寅恪当年所总结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从王国维远超当时及后世诸多学者之心胸与气魄可见一斑。其三，王国维在研究中国文化与历史的过程中，深切地体会到中国传统，包括体制与文化之间的对应关系，我们可以从其对殷周制度之解读而窥见其根本思想及主张，在当时“革命主义”与“实用主义”等理念弥漫全国并被大多数人接受之时，王国维之孤独无奈，当无人可解，其纵身昆明湖，当为其所捍卫之文化、当为其志士仁人之气节，当为其忧愁悲愤而又无法排遣。以王氏之天才与卓识，焉能不知其所苦苦追寻之学术，其所苦苦探求之境界，在当时及未来之中国，或许再也难以重现，而群小当政，革命之气势大有踏平一切之日，王氏或只有一死方可自慰。当时之中国，显然以西学之糟粕与中国之糟粕为世之崇拜。王国维之死，悲哉！此处，我们可以再次引用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的一段话作为结尾。

寅恪以为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

谨以此文悼念天才大师王国维！愿王氏之学于今日之世当有传承！切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