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平
马一浮从侄马镜泉曾作《马一浮先生小传》一文，当最为详实可靠，同时亦可观马子之学说之大概，故而此处摘录如下，以作后续介绍马子学说之开端：
马一浮先生原名马浮，别号湛翁，晚年自署蠲戏老人，简称蠲叟，浙江绍兴人。清光绪九年癸未二月廿五日（公元1883年3月26日）生于四川成都（时先生父亲廷培公任四川仁寿县知县）。1967年6月2日因胃疾卒于浙江杭州，享年八十五。
先生自幼聪颖，9岁能读《楚辞》、《文选》，16岁赴县试，名列榜首，享有神童之誉。至17岁，戊戌变法后，科举废，新学起，为直读西方原著，游学上海，自习英文、法文和拉丁文。19岁（1901年），与马君武、谢无量办《二十世纪翻译世界》杂志，翻译世界名著如斯宾塞等名著，月出一期，共出六册。21岁（1903年），赴美国留学，未进学校。为清政府驻圣路易斯留学生监督公署做文字工作之余，广读了亚里士多德、黑格尔、赫胥黎、达尔文、孔德、但丁、拜伦、莎士比亚等西方著作，并以英文翻译了《日耳曼之社会主义史》、《露西亚之虚无主义史》、《法国革命党史》等著作。22岁（1904年）离美赴日本留学，局西京，未进学校，向日本友人乌泻隆山学习日文、德文。至11月，与好友谢无量结伴回国，带回马克思的《资本论》德文版一部，是最早把马克思著作引进中国的中华第一人。回国后，继续从事西学的研究，与谢无量一起住镇江焦山海西庵一年，以英文翻译西班牙名著《堂吉诃德》，题为《稽先生传》，以日文翻译意大利名著《政治罪恶论》，以笔名“被褐”登载于上海《独立周报》与《民报》。
先生回国后，目睹当时清廷腐败，民生益苦，既不匿（左加竖心旁）于居高位者之所为，又自度力不足以拨乱匡俗，于是发愤杜门，专研国学。1907年，他寄居杭州西湖广化寺一间禅房，广读了文澜阁所藏的《四库全书》，博涉诸子，精研老庄，深谈义海，返求六经。先生读书，是无书不读，博览群藉。凡中土九流百家之学，汉宋经师之论，文史词章，小说杂记，无不涉猎，进而求其原委，明其旨归。佛释经典，义禅数理，道教玄学，莫不旁研兼通。别精粗，明异同，辩真伪，必使胸中同彻而后心安。欧美哲学及文艺诸书，于治学之暇，亦尝择要浏览，不为门户所宥。先生读书，重在穷理。不但欲辩学术之源流，求于义理之会归。他认为，世间文字名相虽有千差万别，但在心性本源上，无不殊途同归。先生曾道：“吾所收彼土论著百余家，略识其流别。大概，推本人生之旨，陈上治之要，玄思幽邈，出入道家。其平实者，与儒家为近。文草高者，拟于周末诸子。下不失《吕览》《淮南》之别。”又道：“从本源上看，儒佛等是闲名，孔佛所证，只是一性。果能洞彻心源，得意忘形，则千圣所归，无不一致。”
先生为学，不求人知，而文行忠信，暗然日章。抗战以前，北大蔡元培、陈大齐曾先后两次请先生出山讲学，先生以自己所学非时贤所尚，在今儒术方见绌于时，玄言并非所急。如成性而谈，则闻者恐卧，而婉言辞之。先生主张旧日书院的规范，可以自由讲论。先生虽一心为学，匿迹西湖，而当时海内言学术者，莫不知杭州有马先生焉。远近学子，闻风仰慕，由四方来西湖谒先生质疑问难者不绝。一些已著声望的学者亦慕名来杭与先生结交，共探学问之道。1921年，梁漱溟慕名来访，自居后学，大礼相参。谈次，先生以木刻本《先圣大训》（杨慈湖著）、《盱眙直诠》（罗近溪著）两书相赠，结交自此始。1929年，熊十力慕名来杭向先生求教。晤谈中，彼此学术观点亦大同而小异，自是亦结交成知音。后先生为熊著《新唯识论》作序，对熊文备加推崇。此后，梁、熊曾多次利用寒暑假，率北大哲学系学生来杭与先生共研儒佛之学，学生中有视其为当代三大儒新的“鹅湖之会”。
先生一生有过两次公开讲学。第一次是在1938年抗战避难江西泰和时，应浙江大学以大师名义礼聘，为浙大学生讲授国学。以宋儒“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四句为讲学宗旨，始标六艺统摄一切学术之说。如今世所谓文学属于《诗》；政事、社会、经济属于《书》；人事、法制属于《礼》；音乐、艺术属于《乐》；哲学、自然科学等类，皆可摄于《易》；《春秋》以明人事，凡研究人类社会一切组织形态者皆属之。先生倡六艺统摄一切学术之说，是使学者知世界上一切学术流派，如穷究其本源，莫非一心之所发，故一心可以统摄一切学术。六艺乃中土先哲自心中固有性德之流露，皆从穷理尽性、日用实践中体会出来的实理。中国儒学绝非封建社会之糟粕，乃人类思想之精粹，圣贤一流，实有其人，性德发露，确有其事。必然自拔流俗，切己返求，一旦习染剥落，认识自性时，才知中国先哲语言，千真万确。
先生第二次公开讲学的时间最长，自1939年至抗战胜利，前后凡六年。是应国人礼聘，在四川乐山乌龙寺创办复性书院。开讲之初，为使学者有进德入道门径，先讲学规。提出“主敬为涵养之要”、“穷理为致知之要”、“博文为立事之要”、“笃行为进德之要”四句教教学者。释第一条云：“主一无适之谓敬。涵者，含荣深广，虚明照澈。人心本体虚灵不昧，只为气禀所拘，物欲所蔽，不免昏暗，失其觉照。故须培植根本，加以充养。唯敬可以胜私，唯敬可以息妄。”故主敬为涵养之要。释第二条云：“穷者，穷极之谓；致者，竭尽之称。即此自心之物，穷其本具之理。到得豁然贯通，不留余惑，方可名为致知。”故曰穷理为致知之要。释第三条云：“道之显者为之文，文之施于用者谓之事。博者，通而不拔之谓，立者，确乎不拔之称。”故曰博文为立事之要，亦即通经为致用之要。释第四条云：“在心为德，践之于身为行。充实有恒之谓笃，日新不已之谓进。行之积也愈厚，则德之进也愈弘。进德即尽性之事，践行即笃行之事。笃行合下当从非礼勿视、听、言、动入手。”故曰进德为笃行之要。先生在讲明学规“主敬”、“穷理”、“博文”、“笃行”四句后，按六艺次第先后讲述《诗教绪论》、《礼教绪论》、《洪范约义》、《孝敬大义》、《论语大义》、《易象卮言》。《诗教绪论》大意为：礼者，履也，人之性德发露见诸行礼之节文为之礼。礼有本有迹，性德者，礼之本，节文者，礼之迹。节文可改，随时代、国家、民族、地区而不同，但人之性德不灭，亦不能毁灭。讲《洪范约义》，是阐明它为尽性之书。九俦所列，乃先圣治事之节目，从性德发出，不是私意安排。先王治国平天下，要在使人各尽其性，而非专以功业为能，即使功过尧舜，也只是尽其性分内事而已。讲《论语大义》，说明《论语》为六艺之汇归。孔子言行，皆六艺之教，具见《论语》，散件诸子各书。讲《孝经》大义，说明爱敬之心为孝悌之本。不敢恶慢其亲，孝之始；推此一念及于四海，不敢恶慢天下之人，以此治国平天下，乃孝之终。讲《易象卮言》，明天人之故，以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说易最为精当。先生在书院讲学的同时，本“寓讲习之义，刻书之中”。当时因条件所限，未能专设编纂处，但在书院办事处内附设了刻书处。开始计划比较庞大，拟编印《群经统类》、《诸子汇归》、《儒林典要》、《政典先河诸丛书。后因刻书费挺拨，先生只能以平时瑞笔所得以及朋友和弟子捐助，筹集到二万余元资金，先后刻有：（以下略去）。
先生精于诗学，用力勤，造诣深……。先生还旁通六书，善篆隶行草。至于医理、篆刻以及方技杂学，亦尝涉猎研讨而精通之，乃其余事，兹不具论。盖先生之学，博大精深，实非一言所能尽。扼要言之，先生之学，皆有自悟，一切论说，莫不从读书穷理、躬行实践中体会出来。而其平生为学得力处，在敬，在切己，无胜心私意，在不求人知而自得独厚。故发之于用，充实灿烂，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言满天下无口过，行满天下无身患。当其穷居陋巷，独学自守，道未尝损；当其公开讲学，广结人缘，道未尝加。或为先生所讲的心性义理之学，直接孔孟，其所发明之微言精义，虽濂、洛、关、闽诸贤复生不能易。自明末迄今，四百多年来，无此通儒，非过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