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壹章　梁启超：蹉跎负尽百年心 开辟新学头一功

晚清至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最混乱的年代之一，也是大家辈出的年代。中国历史几千年来，一直在一治一乱的怪圈中打转。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在2500多年前，同样是诸侯争霸、生灵涂炭的年代，却诞生了一批伟大的思想家，史称“先秦诸子”，先秦诸子们的思想像一道道光芒四射的闪电，划破了贵族政治统治下的黑暗夜空，为中国此后的千余年的发展提供了取之不竭的精神源泉。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来自北方少数民族的铁蹄再一次将中国山河撕裂开来，却促进了道教及佛教文化的传播，同时也带来了异域的技术与文明。至唐朝时期，经过充分碰撞与融合的中国文化再一次站在了人类历史的制高点上，其政治上之表现为大唐时期的治道在当时的全球领域内率先实现了制度化的中央集权体制，而此种中央集权，以三省六部制为代表，在高层的治理架构上以门下省、中书省、尚书省为互相制衡，皇帝（以唐太宗为代表）仅仅成为权衡利弊及最终裁决者，而各级地方官员则以科举取士的方式实现了人才的选拔，即为社会人才的合理流动提供了合理的制度安排。此种政治文明远超当时西方诸国之治理结构。而在文化方面，大唐气度之下的文化光芒同样璀璨夺目。各种宗教，包括景教、佛教、道教、摩尼教、祆教争奇斗艳，文学、艺术、技术同样高歌猛进。那是一个令包括现今的炎黄子孙无限感慨的时代。

然而历史自有其逻辑，由于中国古代延续几千年之久的世袭皇权体制未能实现更好的制度升级，此种政道（即帝王体制）与治道的矛盾，“一个人之下的民主”必然伴随着后世皇帝的无能与昏庸而走向虚无（参见：牟宗三《政道与治道》《历史哲学》等）。宋明时期的理学家虽然吸收道、佛思想，力图推出新儒学体系，然而此种感悟式学问根本抵不过皇帝的圣旨及权谋家的暗算。至于元明清时期，中国仅有的治道体系也被蹂躏得体无完肤。而专制政治一步步走向极致。中国文化中高尚的、道德的、智慧的思想被历代统治者僵化为形式上的枷锁。清朝时期曾占据据说全球40%以上的GDP产值也完全不能挽救中国的败局。中国社会必定走向衰落。

回到晚清，当鸦片战争的败局震惊朝野。一个新的时代拉开了帷幕，中国何去何从？中国文化何去何从？救亡图存与奋起直追一直成为此后一百余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思考的课题。中国的体制应该如何设置？中国原有的思想是否有其优越之一面？中西文化的优劣如何界定？如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融合全球文明？

还是让我们稍作停留，看看晚清至民国时期的大师们的实践与思考，我相信，一定会给我们带来不少的启示。

让我们从梁启超始。原因有二，其一，梁启超身兼政治人物与学界泰斗之双重性。其二，梁启超的政治思想从保皇到改良，再从改良到同情革命，又从同情革命回归君主立宪。其学术思想也紧随其政治生命，从对中国文化之信仰维护到批判，再从鼓吹西学到回归传统，可以说涵盖中国主流学术界百多年之历程。鉴于其政治生涯的文章已经汗牛充栋，而关于面向大众的学术思想之介绍则少之又少，故而本章将主要介绍其学术思想，并简要梳理其现代意义。

欲知其学术，必了解其生平，故首先介绍梁启超生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