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之时代解读与批判
以上所言，盖可知辜氏学术旨趣乃在于站在对西方文明批判之角度弘扬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学说，辜氏在此一理念之指导之下，其对中国近代历史之进程当然有别于他人之评判，也就是说，辜鸿铭对中国近代之洋务运动以及共和体制基本上持一种否定之态度，相反，其对当时与洋务派对立之清流则给予高度评价与赞赏，并将中国清流运动与当时英国革命时期之牛津运动作一比较，以英文介绍中国之清流，辜氏之文，同样是以西人之视角讴歌中国清流运动，其思想可谓一以贯之，然通过辜氏所言之清流运动，则可以对辜鸿铭之学术思想有着进一步认识与解读。
首先看看辜鸿铭对晚清清流之介绍：
北京的翰林院是中国的牛津，是全国贵族知识分子精华之地。于是，翰林院就成了我所谓中国牛津运动的总部所在。参与并支持过这个中国牛津运动的翰林们，被叫做清流党，就是致力于使民族精神净化的党派。这个中国的民族运动，像英格兰的牛津运动一样，是儒家教义的英国高派教会保守党的复兴。这个运动的目标，是在反对当时李鸿章和中国自由党人所推许的外国方法和外国思想的同时，通过倡导全国遵照儒家教义，使生活更为严谨，净化国民生活的潮流。
——辜鸿铭《清流传》（即《中国的牛津运动》）语桥译
辜鸿铭在《雅各宾派的中国》一文中，则是将中国洋务运动以至后期袁世凯以及自由党人之种种与法国大革命时期之雅各宾派相对应，显而易见，辜氏对此同样持一种否定态度，不啻为辜氏反对洋务与共和之又一证据，辜氏言：
我要说的是，中国的旧政权，即使有着许多短处和缺陷，尚可在大众中维持一般道德水平。这一点，已有外国使团成员——不管男人、女人还是小孩——都能毫无危险地在这个帝国内自由走动的事实所证明……
但是，现在呢，在袁世凯和他的共和制下，这一切都不再可能。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原因是：在欧洲，国家和教会是两个独立的部门，在中国则是两者合二为一。欧洲的教会职责是民众的道德，而政府的主要职责是维持秩序。可在中国，政府则必须兼负这两种职责，既要对人们的道德状况负责，又要维持好公共秩序。在欧洲，教会使人们遵守道德的权威来自上帝，而在中国，国家使人们遵守道德的权威来自帝王。
总而言之，辜鸿铭对晚清以至民国历史及其人物之评价，大抵以尊崇满清政府、攻击洋务运动，抱憾清流之不坚定为其宗旨，其中的原因当然源自于其对儒家文化以及其所理解的与儒家文化相适应的君主制度的极力推崇。当然，我们不可以仅仅以“保守主义”之标签而概括之，盖其虽极力抨击现代欧洲文明以及其所带来的物质主义，然其于中国文化以及历史之挖掘常常有其独到之一面。辜氏言及社会精神与社会发展之关系，既一以贯之而又独辟蹊径，今日看来，仍有其真知灼见之处，辜氏言：
可是，没有智力的培育，你就不能有理想，你就不能明白理想。而且，没有高深的智能修养，你就不可能有正确的理想，更不可能判断明辨真正的理想和虚假的理想。再者，没有理想，你同样也没法理解现实。一个没有理想的人，看得见一件事物，却看不到事物的内涵，即内在的精神实质，或物质事物的精神价值……
因此，一个国家的贵族阶级，诸如中国的满族贵族和英国的上层阶级，只要他们不重视智力培育，照样没有理想，甚至不知理想为何物。结果是，他们连基本事实都难以理解。可是，生活的现实，就像斯芬克斯所列出的谜语一样，如不能理解，不能猜对，她就会把人群和整个民族国家一起吃掉……
——辜鸿铭《清流传》（语桥译）
以上辜氏所言，可以看到辜鸿铭对中国文化及君主制度之推崇，并非简单以“稳定压倒一切”为出发点，恰恰相反，辜氏非常重视一个社会的精神价值，简而言之，食色虽为人之本性，然仅仅停留于此层面或曰停留于对物质欲望之无限追求之层面，则人类社会必然沦落为动物般之生活，一切道德问题当可于此解读。人类之理想，实乃人类发展之原动力，方可以将人类之生活提拔于动物般之泥淖，方可以实现人间之和谐与美满，方可以在雾霾漫天之世界带来重重阳光，方可以给人以无限之希望。辜鸿铭对儒家文化之推崇，当以此种角度理解，也就是说，辜氏对儒家文化之重视，乃在于其中所蕴藏的“中国人之精神”，其中之教化或道德之层面应该是抵御物质主义之破坏力之有力工具。从此种角度而言，则辜氏对张之洞与李鸿章之评价则可谓其思想之见证。辜鸿铭在《张文襄幕府纪闻》中言及清流党，正可引用如下，以兹佐证：
或问余曰：“张文襄比曾文正何如？”余曰，张文襄儒臣也，曾文正大臣也，非儒臣也。三公论道，此儒臣事也；计天下安危，论行政之得失，此大臣事也。国无大臣则无政，国无儒臣则无教。政之有无关国家之兴亡，教之有无关人类之存灭，且无教之政终必至于无政也……至文正所定天下大计之所以不满意于清流党者，何为其仅计及于政，而不及于教。文忠步趋文正，更不知有所谓教者，故一切行政用人，但论功利不论气节；但论才能而不论人品。此清流党所以愤懑不平，大声疾呼，亟欲改弦更张以挽回天下之风化也。盖当时济济清流，犹之汉之贾长沙、董江都一流人物，尚知六经大旨，以名教为己任。是以文襄在京曹时，精神学术无非注意于此。……虽然文襄之效西法，非慕欧化也；文襄之图富强，志不在富强也。盖欲解富强以保中国，保中国即所以保名教……
以上辜鸿铭所言，辜鸿铭将张之洞名之为儒臣，将曾国藩名之曰大臣，显然认为张之洞之眼界与思想高于曾国藩，李鸿章更毋须提及。辜氏所言之政教之关系，可见其对中国儒家文化之认识，盖中国自孔子开创儒家学说，则道统、师统与政统判然三分。今之国人，常将政治与学术一分为二，更有甚者，认为学者大都乃书生意气，对政治一窍不通或曰知之甚少，实乃大谬也。殊不知，任何政治均离不开学术思想，伟大政治家之作用即是将伟大思想诉诸于现实世界，其中则民众之素质乃是其成败之关键因素之一！就此意义而言，而中国儒家所言之教，有学术与教化两层之含义，对一国之政治有着莫大之关系。辜鸿铭对此有着清醒之认识，而其所言之无教之政必导致混政，实乃道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若没有高屋建瓴之指导思想，仅仅停留于物质层面之追求，其结果之危害必然是国之不国，政无大道。此乃辜氏以儒家之传统对现实政治之认识，有其当然之理，不可不察。同样，此段话语，也可以理解为辜氏对西方物质主义之危害有着异常清醒之认识，联想今日之中国，诸多专家学者高呼传统文化以自救之呼唤，更可知辜氏于当时百年前之中国，即有着非常人所能预见之学术高度，哀哉！
当然，辜鸿铭对当时中国之现实，尤其是中国官场之情势，有着清醒之认识，兹摘录两段，以知其并非腐儒，单纯之歌功颂德者也：
管异之尝谓中国风俗之敝，可一言以蔽之曰：“好谀而嗜利”。嗜利固不必论，而好谀之风较昔日为盛。今日凡有大众聚会及宴乐事，必有颂词竭力谄谀，与受者均恬不知怪。古人有谀墓之文，若今日之颂词，可谓生祭文也。
——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颂词篇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余曰：“今日大人有三待，以匪待百姓，以犯人待学生，以奴才待下属。”
——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大人有三待篇
辜氏以对欧洲文明以及中国现实社会之批判，力图以儒家之核心拯救中国以及人类，实乃其人生之理想与学术之核心。就当时之现实，辜氏坦言：
我以为，这就是孔子抵制社会灾难或政治祸害，改造世界的方法，即：由自尊和厚道的生活赢得或取得精神力量。孔子说“君子笃恭而天下平”。因此，我说，自尊而厚道的生活就是动力，唯有这种动力，中国人民仰仗它才能保住自己的古代文明及其精华，使它不致遭受现代欧洲物质文明的破坏力量的侵害。
——辜鸿铭《清流传》语桥译
简而言之，辜鸿铭发现并深信欧洲物质文明之破坏性之一面，并预见到此种物质文明有席卷全球之能力，但辜氏认为此乃人类及文明之倒退，为挽救中国以及世界文明，必须以孔子的儒家学说进行对抗，辜氏以“精神”为出发点，最后仍然回归精神层面，以为孔子所言之“君子笃恭而天下平”为救民救世之根本。辜氏以理想主义之态度，以中国君主制之制度，以儒家学说之注重心灵及精神层面之方针视之为救国救民之良药。此乃辜氏学术逻辑与学术目的之统一。而此种见解，利弊各具，诚然不能挽救现代物质主义文明之弊，但毕竟对人们理解西方文明以及中国文化另辟蹊径，值得重视。而关于其利弊得失，下节分析其学术逻辑时再行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