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精神特质及其与学术思想之关系
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有一段话，可看出其极高明与智慧之天赋及其极勤恳努力之态度：“四五岁就王父及母膝下授四子书、《诗经》，夜则就睡王父榻，日与言古豪杰哲人嘉言懿行，而尤喜举亡宋、亡明国难之事，津津道之。六岁后，就父读，受中国略史，五经卒业。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十二岁应试学院，补博士弟子员，日治帖括，虽心不慊之，然不知天地间于帖括外，更有所谓学也，辄埋头钻研，顾颇喜词章。王父、父母时授以唐人诗，嗜之过于八股。家贫无书可读，惟有《史记》一，《纲鉴易知录》一，王父、父日以课之，故至今《史记》之文，能成诵八九。父执有爱其慧者，赠以《汉书》一，姚氏《古文辞类纂》一，则大喜，读之卒业焉。”而后续之事迹及作品勿需再作说明，简而论之，梁启超之所以有如此之伟业者原因盖如下几条：
第一，极高明极睿智之天赋。
第二，极勤奋极努力之态度。
第三，极宽阔之心胸与极广博之学问。
第四，极具进取之精神与极远大之志向。
第五，对现实社会有着深刻的了解与敏锐的洞察。
正是由于梁启超之高明之天赋，方得以年少时打下坚实的国学基础。正是由于其勤奋之态度，广博之心胸方得以广泛吸收与接受西方文化中之优良部分并进而对中国文化进行全方位之解读，成为中国现代诸学术之奠基人。正是由于其对现实社会有着深刻之了解与敏锐之观察，方可以在不同阶段提出自己的政治理论以及相对应之操作程序，其从追随康氏公车上书、建议段祺瑞参加一战、组建进步党以及起草宪法草案并最终联合蔡锷以倒袁之一系列行动，无不植根于自己的学术研究，同时有着对时局清醒之判断，方得以成就梁氏在学术思想与政治实践方面之伟大。
综上所述，梁任公实乃兼具“天才”与“伟人”之双重属性，若如“管仲之遇齐桓公”“潘恩、富兰克林之遇华盛顿”，何愁其伟业不成？无奈当时之中国，党派与学阀林立，无雄才大略之人与之搭档，而蔡锷实乃一英杰，无奈早亡。梁氏再无机会以施展其抱负，此乃国运、人命，岂可怪罪于梁任公乎？
而今天的中国，发展神速，但拜金盛行、恶俗当道，欲重振于世界民族之林，观梁任公其人、其事、其文，当对吾国之文化发展、政经改革均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因为，一个民族的强大，诚如黑格尔所言，不在其经济的强大，而在于其文化的高度与精神的强健。学者之使命便在于立足当下，融会中西，贯通古今，构建其思想以及建设性的程序原则，而政治家的使命便是实现其价值，以造福于国家与民族。诚如此，则梁任公当安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