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史体、史学之评判以及梁氏之历史观

在此基础上，梁启超对既往之史学界进行了极为精炼的回顾与评判，盖中国古之史官，王室及卿大夫之家皆有，故而正史与杂史并列，古之史书大都为编年体，且大都散佚，唯其名录常见于后书。梁启超不同于一般的官方史家，也不同于野史之作者，而是对两者同样并重，各取其有益之处。梁氏指出，中国之正史始自《春秋》、《尚书》，杂史者有汲冢所得之《琐语》、《竹书纪年》（记述夏商周诸事）等。梁启超认为后期之左丘明之《国语》、无名氏《世本》（已佚）则可称之为真正著述之开端，因其所记录之事已不限于某国某地，而是并而述之。梁启超推司马迁为史界太祖，赞其“环抱深远之目的，而又忠勤于事实者，唯迁为之”。此点几为公论。班固为断代史之鼻祖，梁启超不同意唐刘知幾在《史通》中对班固的赞赏，而是指出《汉书》与《史记》之区别：“《史记》为社会全体为史的中枢，故不失为国民的历史。而《汉书》以下则以帝室为史的中枢，自是而史乃变为帝王家谱矣。……史名而冠以朝代，是明告人以我之此书为某朝代之主人而作也，……断代史之根本谬误在此。”梁启超可谓一语道破后世史学之弊端，也可见梁启超对历史研究之眼界，及与章学诚等人在史学研究态度上之相同之处。梁启超对章学诚赞赏有加，大家知道，章学诚之《文史通义》一书可谓划时代之史学作品，涵盖了对中国历代制度、体例、学校等多方面的考评。梁启超对其《文史通义·书教篇》补充道：“唯有一明显之分野最当注意者，则唐以前书皆私撰而成于一人之手，唐以后书皆官撰而成于多人之手也。”如此指出其中区别，实有重大意义，因为，若一人而作，即使毕其一生，毕竟殚精竭虑，有志者方可为之，故而“成一家之言”，尚有诸多可取之处。而一旦设班聚众编纂，虽则省时省力，然中国政治之弊端尽显于学界，往往唯长官意志为是。“大开史局，置员猥多，而以贵官领其事。自兹以往，昔为成例。于是著书之业，等于奉公；编述之人，名实乖离”（梁启超《过去中国之史学界》），唐太宗本为展示其雄才大略，但此例一开，实乃延续几乎千余年，弊端多多，可谓黑格尔所言之“历史的机巧”或历史的悖论。从此以后，中国官员之代笔几成传统。然芸芸众生中，总有特立独行以追求真知为要义者，此则，或为后世之野史及民间著史者更为梁启超看重之原因。梁启超对南宋郑樵《通志》之评价，犹有中肯之一面，言其“《二十略》（作者注：《通志》篇目），固自足以不朽。史界之有樵，若光芒竟天之一彗星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