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关于学术史划分以及不同学术流变融合之说明
国人大都以为中国自古以来以儒家为正统，其实不然，先秦时虽然诸子并存，其实法家、墨家为盛，两汉以道家为尊，自汉武帝时独尊儒术以来，董仲舒糅和法家、道家、阴阳家之观念，方成为汉之显学。魏晋南北朝则以玄学（梁启超名之曰老学）为盛，佛家广泛传播。而隋唐则以佛学为盛，并尊老子，兼取儒家之学。宋明道学援佛入儒，杂糅老学、禅宗于儒学之内。清朝以朴学（小学、音韵、金石、历算、地理等考据之学）为盛，晚期则以今学为最（不只包含今文经之学，乃以弘扬当世当时之西方诸贤思想为主）。
梁启超将中国学术思想划分为胚胎时代、全盛时代、儒学统一时代、老学时代、佛学时代、近世之学术（明末至梁启超时代）。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总论中开篇即言：“学术思想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而政事、法律、风俗及历史上种种之现象，皆其形质也。”当然，不同年代之学术思想，必有其总特点。梁启超总结胚胎时代，即三皇五帝到春秋末期，由皇帝至夏禹、至周初、至春秋虽有种种变化，然总而论之，此时代之学术思想实为我民族一切道德、法律、制度、学艺之源泉。“约而论之，盖有三端：一曰天道，二曰人伦，三曰天人相与之际。”“胚胎时代之文明，以重实际为第一义。重实际故重人事，其敬天也，皆取以为人伦之模范也；重实际故重经验，其尊祖也，皆取以为先例之典型也。”
因为重天，故而有祝官，重人事，故而有史官，梁启超指出，儒家之祖则出自记事之史官，而道家之祖则出自推理之史官。梁氏此处引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此处引用列表如下：
儒家者流，出于司徒之官。
道家者流，出于史官。
阴阳家流，出于羲和之官。
法家者流，出于理官。
名家者流，出于礼官。
墨家者流，出于清庙之首。
纵横家者流，出于行人之官。
杂家者流，出于议官。
农家者流，出于农稷之官。
小说家流，出于裨官。
以上所列，即“九流十家”之由来，当有其合理之价值。此一时期之中国学术思想虽未蔚为大观，但实为中国学术思想之源头。同时，有一点需特别指出，后人常言之中国历代以阶级分类的历史观，梁启超指出，中国的阶级社会，“到战国而始破”，也就是说，当时不同之官职必出自世家，为一特定阶级（此点类似于当时之印度、希腊诸国）。战国时期则阶级逐步打乱，阶级之间之流动已为常态，此处不同于印度、希腊等国。不是说后期不存在阶级，而是说纯以阶级分类法而研究中国历史，盖未能抓住中国社会之本质，故而颇多偏差，实乃至理。
经过胚胎时代，历史进入学术史上的全盛时代，纵观世界历史，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到公元前200左右大约300年的历史时期，应该为世界上各大宗教各大思想流派的原创时期，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氏、斯多葛学派、伊壁鸠鲁学派等，希伯来人创造犹太教，印度有佛陀、吠檀多学、数论、婆罗门教诸种，而中国则进入百家争鸣之时代，鉴于篇幅有限，这里暂不对各大流派之间的异同及特点作介绍，仅仅指出此一时期乃世界学术思想史上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称之的“轴心时代”（作者注：见其著作《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不同的是其将轴心时代确定为公元前800年到前200年，英国学者阿姆斯特朗则认为年代当为前600年到前200年等），影响人类后期几千年之久并且至今仍存在着重大价值。
记得当年读诸子典籍时，深感于其学派之间的互相斗争、影响、吸收及融合的过程，而后世则宗派林立，每一学派又分为无数支流，更多互相攻讦，缺少包容气度及客观态度。后期人们的研究也往往停留于表面，或者立其祖以扬名，遑论其精神气度及学术内涵。梁启超在此则超越前人及诸多经学专家，能以一种全盘的眼光及开阔的心胸，比较其异同长短及交相融合之流变。读来甚契吾心。
梁启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不仅对每家学说之渊源流变有着详尽的说明，同时对儒、墨、道、法之间的关系及互相影响，可谓全面而又中肯，这里特具一例说明：《史记》中“老庄申韩”同传，现代人多不理解，为什么将道家与法家并列，其实，道、法末流融会贯通，应为不争的事实，而梁启超经过深入挖掘，将法家初创人物慎子与道家思想的关系一并列出，讲到法家时，指出法家之创始人慎子所言（出自《庄子·天下篇》，慎子撰文四十篇，已佚）：“彭蒙、田骈、慎到闻其风而悦之。齐万物以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载之，地能载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辩之’是故慎到弃知去己，而缘不得已，泠汰于物，以为道理，曰：‘知不知，将薄知而后邻伤之者也。’”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慎子（慎到）的思想确实与道家一脉相承。简而言之，法家思想可谓博大，大概涵势、术、法三方面之内容，慎子为势派代表，申不害为术派代表，商鞅为法派代表，最后由韩非子集其大成。韩非子在《解老》、《喻老》中多引用道家思想。而法家思想与儒家关系更为紧密，因为法家代表人物李斯与韩非子均为儒家代表人物荀子的学生。荀子倡言“人性本恶”，故而直接导致了需要法则以治理国家，此乃法家思想源泉之一枝。总而言之，法家与道家、儒家甚至于墨家（此处不加论述，从略）俱有着紧密的联系。反过来看，道家、儒家、墨家与法家及其彼此也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统而论之，先秦诸子即有其独立之一面，也有着彼此交融之一面。此乃中国学术思想的原创期，对后世中国社会的学术、政治、礼仪、道德、艺术等俱有着深刻而长远的影响。关于先秦诸子学术思想之间的内在逻辑及其关系俟后在讲马一浮学术思想时再作详细介绍，此处，仅仅指出梁启超对法家与道家思想之相关或交融之观点。
先秦诸子身处礼崩乐坏、诸侯争霸之时代，大都以“天下太平”为己任，故而其学术思想包含或可导致其政治哲学，关于此方面，梁启超总结其政治上的主张为：道家为无治主义，儒家兼礼治与人治，墨家为法治兼人治，法家为法治主义，可谓精当。
两汉时期，以吸收了道家、法家、阴阳家等的儒家学说为主，当时之经学大概以今文经与古文经之相争为其特色，或挖掘原始经典之版本及含义，如郑玄、马融等人；或以交相融合之态度而展开，并之以谶纬术数之附会，如董仲舒等人。梁启超将此时期列为儒家统一时期，并简要举其利弊：一曰节盛而风俗美，二曰民之定而国小康，三曰民权狭而政本不立，四曰一尊定而进化沉滞也。此处简单列出。（见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历史进入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是梁启超所谓的老学时代，后期汤用彤、唐君毅在此基础上展开论述，梁启超之研究实为其玄学思想之滥觞也！道家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本欲立自然为道，然教导人之实现之方法，则是“反自然而行之”，所谓“无欲则刚”“无为而无不为”“抱朴守雌”，此其甚难实现也！而其带给中国人精神上的追求及超拔，此乃其优势之一面。到魏晋时期，道家流派大都以追求长生不老为其理想，老子的恬淡、庄子的精神人格已经渐渐褪去其神秘面纱，道家之修炼也渐渐进入实战阶段，同时诸多术数也甚嚣尘上。根据其流派不同，梁启超分其为玄理派、丹鼑派、符篆派、占验派等，可谓是对道家在魏晋时期之典型概括。
唐朝可说是佛教文化大发展的时期，梁启超将其概括为佛学时代，鉴于佛教并非中国的原创思想，梁启超曾著《佛学研究十八篇》，下文另行述之。
上面我们简单回顾了中国学术史发展之历程以及梁启超之总结，下面我们进一步介绍梁启超在儒学流变方面的研究。
儒学经过魏文侯（作者注：师从孔门弟子子夏）的推广，到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在中国历史上即开始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历代统治者将其作为工具，并将其作为治理国家的理论源泉。两汉经过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论过后，长期处于停顿状态。直到宋明时期，方有程朱理学及陆王心学的出现，二者在当时统称为“道学”（作者注：非道家之学，而是争夺道统地位之学，故而各将自己所推崇的学问称之为道学，后人以道学总称）。
任何一种学说，最初提出基本概念及主要方针，后期必然伴随着概念的深化及范畴的确立，儒家同样不能例外。梁启超在《儒家哲学》中分儒家为以下四个主题，分置于三个时期：
1.性之善恶，孟荀所讨论。
2.仁义之内外，告孟所讨论。
3.理欲关系，宋儒所讨论。
4.知性分合，明儒所讨论。
在我看来，儒家的发展，后期更多局限于概念内涵的挖掘，而对范畴的确定则明显不足，尤其是对儒家群经之首的《周易》研究不够深入，或者说，将儒家仅仅确定为人伦日用之学，而对儒家整体框架的细化及填充不足，另一大问题是儒家一旦被确定为显学，即将儒家工具化，使其内核被层层包裹，此乃中国学术界几千年来未曾解决的问题。当然，梁启超对儒家的界定及其后世沿革流变的论述基本正确。
《孔子》、《王阳明知行合一论》、《戴东原哲学论》为梁启超的儒学专题研究，有兴趣者可参阅，《管子》中所包含的儒家思想，梁氏在《管子传》中也做了深入的探讨，限于篇幅，此处从略。
宋明道学本质上而言是一种感悟式的学问，学者每每对圣贤寻章摘句，发起新意，其实不过是对思孟（作者注：儒家中子思与孟子之简称）学派的传承与回归，而并以道家及佛家之思想。不管是朱子的“性即理”，还是王阳明的“心即理”，以及由此导致的“存天理，灭人欲”或者“良知良能”的挖掘，后期则再无创意，一味墨守成规，或者以“忠实敦厚”为行事原则，或者以“狂禅”之面目出现。一种学术之后期流弊日多，必须加以反动。此乃清学之出发点。梁启超言“清学之出发点，在对于宋明理学的一大反动”（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之时代思潮第三篇）。梁启超因师从名家，十二岁为秀才，十七岁中举，后又多与耆老交游，再加曾就学于康有为，并游历日、美、欧诸国，故而有着深厚的国学功底、扎实的西学素养，并身居政治要角，所以对清朝的学术流变及其优劣有着清醒的认识，其《清代学术概论》（《清代学术概论》本为梁启超给其学生蒋方震《欧洲文艺复兴史》所作序言，不料梁任公下笔如神，成数万字，作序不适，乃成书。）可以说是了解清朝学术思想的必读书目，有兴趣者可参考。当然，后期梁启超在此基础上，详尽述说并增加了晚明王学及朱子的后继者的更为详实的介绍，成书《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到晚明（明天启三年到1683年）期间的学术主潮分为以下几个支流：
第一，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
第二，排斥理论注重实践。
第三，明末有一场大公案为中国学术史上应该大书特书者，曰欧洲历算学之输入。
第四，藏书及刻书的风气渐盛。
以上四种，大概可以两种学问括之，一曰考据，一曰格致。
而举起此面大旗者，非顾炎武莫属。顾炎武涉猎众多，大家知道的是顾亭林每每游学时，总有两驴，一驴载人，一驴则满载书籍。顾炎武每到一处，则考察其风土民情，人物典故，金石奇文。故而顾亭林之学，包括金石、律法、音韵、制度、典章等。其著有《日知录》及《亭林文集》等。黄宗羲、王夫之同样涉猎众多，这里略举几例，黄宗羲著作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等，而《明夷待访录》为其最精彩的一部，书中考察历代学校、官治等，每发前人所未发。王夫之则遁入深山几十年，孤独求证，通过史料考证义理，其著作有《船山遗书》等，其中对老庄哲学提出深刻的批判（见《老子通》《庄子衍》）。顾、黄、王俱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研究领域广泛且卓有成效，其共同点是均具有实证精神，对清学之发展奠定了基础。
考据一路，有阎若璩（主要成就在考证《古文尚书》中之伪作）、胡渭（考证河图、洛书实传于陈抟、邵雍），至惠栋集大成，此乃古文经学一派。惠栋之学，梁启超以“凡古必真，凡汉皆好”为其概括。而今文经学则至康有为、梁启超乃大成（康作《新学伪经考》，考证王莽当政时刘歆大量篡改添加之五经为伪作）。戴震兼考据与义理，作《孟子字义疏证》对宋明道学提出猛烈批判，而其“不以人敝己，不以己敝己”也成一代名言。被梁启超及诸多学者推为清学全盛时期代表。当然，对宋、汉两家俱提出批判的以颜习斋为代表。此外，兼及段玉裁、王念孙等文字考证，史学建设及考证者有万季野、全谢山、赵翼、钱大昕等人。格物一路，随西学之传播而兴盛，也可以说是对考据学的反动，涉及水地、天算及诸多科学之学，人物包括顾炎武、阎若璩、戴震、王寅旭、梅定久等。此外、关于金石、音韵、校勘、辑佚等也分别作了详细说明。对章实斋、章炳麟、康有为、严复、谭嗣同等治学思路及思想也一一介绍，而对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及《大同书》给予了高度的赞扬，言其在当时犹如喷火，称赞康有为的《大同书》为创新之作，实为孔子以来的最伟大的理想主义。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关于清朝政治与学术的关系作了详尽的说明，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则总结了前清学风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之异同，以及总结了清代自然科学为何不发达，指出清朝研究已具备科学精神，而自然科学需传承、实验、组织，这些条件在当时的清朝仍不具备，假以时日，将此种精神发扬至科学界，必定有所斩获。